一
晋惠帝司马衷，作为西晋第二位君主，因那句“何不食肉糜”的荒唐言论被后世铭记。他在位时爆发了“八王之乱”，导致西晋国力大损、走向瓦解；紧随其后的“永嘉之乱”更是开启了五胡十六国的混乱局面。这种分裂动荡持续了近三百年，直至隋朝统一才告终结。
贾南风是晋惠帝的原配皇后，也是“八王之乱”的关键推手之一。正如她丈夫的智商在中国历史上显得格外独特，贾皇后也是中国历史中的一个异类。“女人祸水论”向来是中国传统史学家热衷的话题，贾皇后自然也被列入其中。不过，其他人多被称为“红颜祸水”，贾皇后却是个例外——她是“黑颜祸水”。《晋书》记载她“短形青黑色”，意指身材矮小且肤色青黑，甚至晋武帝曾用“丑而短黑”四字来形容她的容貌。
清代光绪《绣像三国演义续编》中的贾南风插图
如果《晋书》的记载属实，贾皇后便是一个集万恶于一身的妖魔：貌丑、荒淫、暴虐、阴险又狡黠。不仅如此，贾家上下似乎全是恶人。父亲贾充奸诈弑君，母亲郭槐凶残善妒，连妹妹贾午也是个私奔妇人。在传统社会观念中，无论男女可能犯下的种种罪行，贾家人几乎占全了。
但《晋书》真的完全可信吗？这需要打个问号。
现存通行的《晋书》修成于唐初，此时距离西晋灭亡已逾三百年。这期间，洛阳两度毁于战火，又两度重建。有一半的时间，洛阳只是一片破败废墟，昔日的繁华仅余巨大的城墙遗迹，在风雨中矗立。以江淮为界，西晋旧疆被割裂为南北两部分。北方政权更迭频繁，数十个政权如走马灯般兴起又覆灭；南方也经历了五朝帝王更替和四次政权禅让。最终，北方军队攻陷建康，完成统一。这真是沧海桑田，几度人间沧桑。
在唐初官修《晋书》问世前，两晋南朝陆续出现了许多版本的《晋书》和《晋纪》。唐太宗在贞观二十年（646）颁布的《修晋书诏》中提到“但十有十八家”，实际上数量远不止此。据《隋书·经籍志》记载，不计起居注等官方档案，两晋南朝系统编撰的纪传体或编年体晋史就有十九家，加上《隋书·经籍志》漏记的东晋谢沈《晋书》，总计二十家。此外，还有《晋诸公赞》《晋后略记》《晋书钞》等未成系统的杂史，以及《晋朝杂事》《晋要事》《晋故事》等旧事录，林林总总多达数十种，这些都成为唐初官修《晋书》的史料来源。《晋书》还吸收了不少《语林》《世说新语》《幽明录》《搜神记》等小说的内容。这些史料严谨程度参差不齐，但《晋书》修撰团队并未仔细甄别。
我们以“贾皇后的相貌”为例，探究她在《晋书》中的形象是如何形成的。
按常理，贾皇后出身公爵府邸，后为太子妃、皇后，一生都处于西晋统治阶级最高圈层，是当时地位最尊贵的人之一。少女时养在深闺，出嫁后居于深宫。别说寻常官员百姓，即使公卿贵胄，能亲见她面容者也属少数。因此，贾皇后的相貌在当时是个秘密，后世如何得知？
西晋拥有良好的史学传统，设有运行良好的史官制度。陈寿的《三国志》、司马彪的《续汉书》都诞生于西晋前期短暂的和平时期。关于本朝史料的记载，也有专门机构负责。泰始六年（270），武帝下诏：“自泰始以来，大事皆撰录，秘书写副。后有其事，辄宜缀集以为常。”关于皇室生活的细节，由隶属于中书省的著作郎作起居注，正本藏在宫中秘府，副本存档于秘书省。到了西晋覆灭时，洛阳宫殿府衙被匈奴焚毁，“惠、怀之乱，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不过在洛阳沦陷之前，有大量官员四散逃离，抢救出了一部分官方档案。这些档案在东晋被整理成卷，流传到隋代时，还剩《晋泰始起居注》二十卷、《晋咸宁起居注》十卷、《晋泰康起居注》二十一卷、《晋元康起居注》一卷。
贾皇后在东宫的生活，应当载入武帝起居注，而为皇后之后，则应记入惠帝起居注。退一步讲，即使贾皇后果真相貌丑陋，西晋的著作郎们也有足够的笔法为尊者讳，很难想像他们会在起居注中恶评太子妃、皇后的相貌。更何况在惠帝朝，贾谧长期担任秘书监，负责国史的修撰，潘岳、左思、陆机等著名文人都攀附着贾氏，他们总不会写自家丑事吧。
所以，关于贾皇后“短形青黑色”“丑而短黑”的描述，不可能出自西晋官方记录，而是来自野史的后期加工。
二
唐修《晋书》面世之后，此前二十家晋史陆续佚失，如今只残存只言片语散落在《太平御览》之类的类书中。关于贾皇后、贾家的各种逸闻，小部分还能找到原始出处，大多数则已经无法考据。幸运的是，关于贾皇后相貌丑恶的原始史料并没有佚失，《太平御览》保留了两条来自王隐《晋书》的原始史料：
杨元后，武帝娶之，生惠帝。谋婚久不决，上欲娶卫瓘女，后欲取贾充女。充妻郭，酷妒宿著。上曰：“卫公女有五可，贾公女有五不可。卫家种贤而多子，端正而长白；贾家种妒而少子，酷而短黑。”郭必欲使所生女配太子，既先使人言，又输宝物于杨后，固启必成。本当娶后妹午，午年十二，小太子一岁。定见短小，未胜衣，更娶南风。南风时年十五，大太子二岁。上乃听之。
上闻贾妃酷妒，戟摘诸孕子者皆堕。已治金墉城，当废之。赵粲救于内，荀勖请于外，故不废焉。
王隐是晋末乱世中的长寿者，在国破家亡中活到七十多岁。他生于西晋武帝太康年间，愍帝建兴年间渡江避难，死于东晋穆帝永和年间。贾南风成为太子妃时，王隐尚未出生。武帝驾崩，随后一系列宫廷政变爆发、贾皇后当政之时，王隐还只是一个垂髫小儿。可知上述事迹绝非王隐亲历，而是耳闻于他人。
最有可能向王隐提供见闻的人，是他的父亲王铨。王铨大约生于曹魏嘉平末年（约253），西晋武帝泰始年间受贵人赏识，在家乡陈郡担任郡吏；咸宁年间到洛阳为太学生，此后数年一直留居京师；太康六年（285）已任博士；元康初年（约291）为征西大将军、梁王司马肜的参军；元康中，到扬州淮南出任历阳县令，死于任上，年仅四旬。
王铨去世时，王隐才十岁出头。史载王铨“少好学，有著述之志，每私录晋事及功臣行状，未就而卒”，可知他生前写下了不少关于西晋史事的手稿。王隐长大后，“博学多闻，受父遗业，西都旧事多所谙究”，不过他“儒素自守，不交势援”，可知王隐并未在西晋出仕，也不交游，一直住在家乡陈郡。关于贾皇后的轶闻，他应是将父亲的论述直接写进了《晋书》。
然而，王铨的论述未必可靠。
刘知幾在《史通》中批评“王隐、何法盛之徒所撰晋史，乃专访州闾细事，委巷琐言，聚而编之，目为《鬼神》传录，其事非要，其言不经”。这句话批评的是记录鬼神之事，其实也适用于批评其史料收集的取向。比如这两则贾皇后的轶闻，“委巷琐言”的气息扑面而来。皇帝皇后在深宫大内决策太子妃人选，外人哪得知？晋武帝明知“卫公女有五可，贾公女有五不可”，却最终选择贾家女，难道是与太子有仇？所谓“卫家种贤而多子，端正而长白；贾家种妒而少子，酷而短黑”，这种街头卜卦之言岂能出自皇帝之口？
若说太子妃善妒，独擅东宫，以致太子子嗣不广，这尚且合乎人情，但是说太子妃动辄杀人，掷戟剖孕妇之腹，如此有画面感，如此不近人情，真实性就十分可疑。历朝历代的帝都都不缺乏这种关于最高权力的坊间传闻，情节往往离奇惊悚，凡稍谙世事者对此都不会陌生。
相比之下，贾皇后的另一则轶闻就显得可信度很高。荀绰《晋后略》载：“贾后既杀杨庶人于金墉城，又信妖巫谓‘人既死，必诉怨于先帝’，乃覆而殡之，施诸厌劾、符书、药物以合瘗之。”
这条轶闻既符合晋人笃信鬼神的时代背景，也契合贾皇后作为一个冷酷的政治动物，心中有愧，于是采用厌劾邪术消解内心不安的行为逻辑。最关键的，这是一个外人难以知晓的历史细节，而提供这个细节的荀绰，他的身份足够权威。荀绰出身颍川荀氏，其祖父正是当年向武帝极力推荐贾南风为太子妃的荀勖。颍川荀氏与贾家是世交，荀绰的同族叔父荀恺、荀悝都是贾皇后党羽，深度参与了贾皇后策划的阴谋。荀绰当时年少，没有卷进政治漩涡，二十多年后的永嘉之乱，荀绰并没有渡江避难，而是北上幽州，最后被石勒俘虏，做了后赵的臣子。荀绰在人生暮年撰写了《晋后略》十五篇，记述西晋事迹。彼时荀绰已无须避讳，国破家亡，苟活于乱世，他这是要给自己、给后人一个交待，也没必要作伪。
王铨则很难让人信服其笔下事迹的真实性。论出身，王铨是寒门子弟，以郡吏出仕，仕途顶点不过是七品的征西大将军参军与历阳县令。以这样的身份很难结交洛阳权贵，更遑论打听皇家秘事。
比出身更加可疑的是王铨的政治立场。西晋王朝成立伊始，朝堂就陷入了激烈的党争，贾皇后的父亲、曾经当街弑杀魏少帝曹髦者贾充始终处于舆论的风暴中心。泰始八年（272），贾充成功将女儿运作成太子妃，是他在党争处于劣势时的绝妙反击，从此将自家命运与嗣君绑定，立于不败之地。贾充的政敌们自然也知道此中厉害，于是推出卫瓘之女，作为己方太子妃人选。双方竞争一度十分激烈，表面是太子妃之争，实则仍是暗伏杀机的党争。最终，晋武帝的抉择终结了比赛，贾充方大获全胜。党争失败一方中，有“博学有才义，为世儒宗”的庾纯，亦有“性忌谗佞，疾之如仇，素轻鄙贾充”的博士秦秀，这些都属于道德感极强的“清流”官员，而自汉末以来，太学一直是“清流”稳固的大本营。
太学生在东汉末年人数超过三万，作为“清流”官员的后援与后备组织，他们是一股彪悍的政治力量，与清流们一起“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动辄围堵皇宫示威，一度与宦官势力打得有来有回，也是历次“党锢之祸”中深受其害的群体。初平元年（190）董卓迁都，一把火烧了洛阳，太学也因此荒毁，直到曹魏黄初五年（224），魏文帝才恢复太学。魏晋太学生的规模远不及东汉，参与政治的激情也远不及东汉。唯一的一次记载，是景元三年（262）嵇康行刑时，洛阳三千太学生集体请愿，不过结果很可能适得其反，更加坚定了司马昭的杀心。到了西晋泰始年间，太学生的人数达到七千人。太学生有组织的政治运动虽然绝迹，但他们的政治态度始终鲜明——绝不会站到背德的弑君者那一侧。因此，对于太学生而言，泰始八年晋武帝的抉择是一次精神上的重创，本该闪耀圣光的皇帝竟然与弑君者媾和，这将置圣贤之言于何地？
失望、沮丧、不满等情绪在太学内部弥漫，引发了执政者的警觉。“晋武帝泰始八年，有司奏：‘太学生七千余人，才任四品，听留。’”此处所谓“四品”，是指九品中正制中对于士人的品级评定，四品对应“中上”等级。有司请示武帝，是否要对太学生进行甄别筛选，四品以下淘汰，四品以上继续就学。按西晋惯例，人品四品的士人授职八品官职，八品已是郡丞、小县县长一类官职，八品以下则是县丞、县尉等近乎吏职的卑官，授予太学生此类官职，实属屈才。因此，以四品作为太学生人品的底线要求，看似并不过分，然而，倘若因言行出格而被太学记名或遣退，想来会对人物定品与官职授任产生影响。
晋武帝的回复是：“已试经者留之，其余遣还郡国。大臣子弟堪受教者，令入学。”所谓“试经”，是对太学生关于《诗》《书》《礼》《易》《春秋》五经熟悉理解程度的学业考核。这套考核方式被称为“五经课试法”，是魏文帝重建太学时制定的太学考试与文官选拔制度，每通一经则授予相应官职，若一直不合格则被淘汰。魏文帝制定如此制度，显然是吸取了前朝教训，认为不能让太学生过于闲散，需给予他们学业压力。魏晋制度相袭，晋武帝也继承了魏文帝的思路，“能致力于学，学有所成者，留。非议朝政，心思不用来学习的，遣归故乡”。晋武帝另外要求大臣子弟入学，则是新形势下的无奈之举。由于九品中正制的施行，大臣子弟可通过获得上品直接入仕，不必再去太学苦读——既累又费时间——对于太学缺乏兴趣。另一方面，因为进太学可以避徭役，大量寒门子弟涌了进来。而寒门子弟一多，高门子弟耻于为伍，更不愿进入太学。晋武帝的诏令最终并未奏效，大臣子弟依然坚持不进太学。晋武帝无奈之下，于咸宁二年（276）另立国子学，专门接受高门子弟入学。
王铨在咸宁年间经地方举荐入太学就学。其时在太学教授的博士们，是一群政治上失意、精神上受挫的清流官员。在太学学习的寒门子弟，为隔壁国子学中高门子弟所轻视，人生的出路不明。而他们又自命清流，自视道德高尚，藐视当权者之悖德，存着匡扶天下之心。这几股因素交织，可以想像当时的太学怨气何等冲天。
王铨在学习上应该颇为努力，故而才能在短短数年间晋升为博士。这几年，西晋朝堂的党争始终没有停止。太康三年（282），党争终于在“齐王攸归藩”事件中大爆发，事件最终以齐王攸暴薨、齐王党全面溃败收场。其中清流官员损失惨重：王铨的数位同僚——博士庾旉、太叔广、刘暾、缪蔚、郭颐、秦秀、傅珍——被交付廷尉治罪，差点被押付洛阳东市斩首；博士祭酒曹志，免官；王铨的上司太常郑默，免官。
其时贾充已死，“三杨”崛起。清流们的矛头于是指向外戚杨氏与太子妃贾氏。权势上，他们显然无法与杨氏、贾氏抗衡，然而他们有自己不合作的方式。惠帝初即位，执政者杨骏就闹出了“未逾年改元”这种违背礼法的大笑话，这显然是那些博士们故意失职，在等着杨骏出丑。
历朝历代，京师都是滋生政治谣言的热土。关于贾家与贾皇后的各种离奇传闻，未必是太学生们的手笔，但不造谣不代表不传谣，尤其是当谣言符合自己认知之时。顶级权贵阶层的游戏规则，太学生们缺乏了解，也没有途径核实，想象力却又过剩。
人总是愿意相信自己希望发生的事情，于是，王铨煞有其事地将这些“委巷琐言”记录下来。
三
王铨去世时，王隐不过十岁出头，据说王隐的文笔十分糟糕，“王（隐）、檀（道鸾）著书，是晋史之尤劣者”，“隐虽好著述，而文辞鄙拙，芜舛不伦。其书次第可观者，皆其父所撰；文体混漫义不可解者，隐之作也”。有学者推测，这或许与王铨去世时王隐年纪尚小，随后天下大乱，缺乏名师教导，基本训练不足有关。
建兴年间（313-316），王隐渡江避难，时年三十左右。寒门子弟流落江南，往往生存不易，要么沉沦下僚，要么投身武职。然而王隐缺乏武干，他的兄长王瑚虽曾为禁军将领，可惜已经在洛阳内战中战死。所以，父亲留下的文稿成为王隐在江南安身立命的重要依仗。王隐投奔祖逖的兄长祖纳。其时琅邪王司马睿任丞相，招揽许多北方士人为军谘祭酒，祖纳亦在其列。王隐建议祖纳修撰晋史，祖纳以能力不足推辞，转而向琅邪王推荐王隐为史官。只是当时琅邪王正忙于筹划如何称帝，无暇顾及修史之事。
数年后的太兴二年（319），形势变了。此时琅邪王已成为晋元帝，为显示“晋室正朔在我”，晋元帝将佐著作郎干宝晋升为著作郎，命其修撰西晋史。按两晋制度，史官团队设著作郎一人、佐著作郎八人，著作郎为负责人，因此也被称为“大著作”。干宝是吴人，一生从未在洛阳任职，他的门第也不高，与西晋高门子弟往来极少，这项任务对他而言，颇有些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于是王隐及郭璞等北方士人被任命为佐著作郎，辅助干宝收集、整理史料。不过王隐显然并没有将家传手稿贡献出来。最终干宝“著《晋纪》，自宣帝迄于愍帝五十三年，凡二十卷”，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 突出特点是简略、委婉、不重细节，风格与王隐《晋书》迥异。就其篇幅体量而言，干宝很可能只是将洛阳流出的起居注简单梳理了一遍。
王隐不知道，危险正悄然逼近。他的同僚、佐著作郎虞预私下也在修撰《晋书》。不过虞预是吴人，“生长东南，不知中朝事”，于是就“数访于隐，并借隐所著书窃写之，所闻渐广”。虞预出身会稽虞氏，是三国时虞翻的后人，此等门第倘若面对渡江的北方高门自然不够分量，然而欺负一位孤身仕宦的寒门子弟王隐，则足够了。虞预抢先于王隐，写成《晋书》四十四卷，上起司马懿，下至东晋初年，其中许多关于西晋旧事的记载窃取自王隐。
然后，剽窃者开始构陷受害人，“（虞预）是后更疾（王）隐，形于言色”。虞氏是“会稽四姓”之首，而会稽豪族是东晋朝廷竭力拉拢的目标。不久虞预升任著作郎，成为王隐的上司，王隐则遭遇诽谤，被免官废黜。幸好太宁二年（324）晋明帝讨平王敦后，大量赏赐臣子爵位，王隐蹭到了一个平陵乡侯，否则，免官之后只是一介庶民的王隐恐怕还会有性命之忧。
王隐《晋书》成书进度落后，主要原因是贫穷。晋宋之交，造纸业得到极大发展，大量纸质书籍开始涌现，然而在东晋初期，各项物资都很匮乏，其中包括纸张。虞预为书写起居注，需要四百枚布纸，甚至需要专门向皇帝上表申请。乡侯这个爵位到了东晋，就如东晋的版图一样，含金量严重缩水，食邑不丰。王隐免官后为生计发愁，遑论著书。后来他离开建康，到武昌投奔征西将军庾亮——庾亮此前担任中书侍郎时统领过著作之事，是王隐的老上司——庾亮为王隐提供庇护，供其纸笔。历经如此命运辗转、颠沛流离，王隐才终于完成《晋书》，达成父亲遗愿。
咸康六年（340），王隐带着《晋书》八十九卷返回建康，向晋成帝献书。这一年的正月，庾亮病死，王隐失去了庇护者，生存压力迫使他诣阙献书，获得新的生计来源。好在当时其仇家虞预也已辞官返乡，且大约于同年去世，王隐这才敢返回建康，将他的《晋书》展示给世人。
纵观王隐的经历，可知对他而言，著史不仅关乎职责、理想，更关乎衣着禄米等非常现实的生计问题。就东晋事迹的记载而言，王隐《晋书》并不具备优势，其价值在于保留了西晋时期的史料，“天下大乱，旧事荡灭”，“（王隐）受父遗业，西都旧事多所谙究”。
因此，父亲的遗稿既是王隐奇货可居的资本，也是给他招来灾祸的根源，更是他能够留名青史的关键。对遗稿的质疑，就是对王隐人生价值的质疑。我们可以想像王隐对这份遗稿的态度，自然是视为珍宝，奉为圭臬。父亲遗稿中的贾皇后是不可理喻的恶魔，当时人记载当时事，那还会错吗？贾皇后当然就是不可理喻的恶魔。
而东晋时期贾皇后的风评，只会比太康年间更差。太康年间，只有党争失败的齐王党与清流官员痛恨贾家、厌恶贾后；然而到了东晋，上至公卿百官，下至普通流民，几乎人人皆有从胡马铁蹄下死里逃生的惨痛经历，家家有丧亲之痛。作为乱世的重要责任人，贾皇后在民间的口碑自然是千人踩、万人踏。如此人物，被视为不可理喻的恶魔，有何奇怪？
按理说，东晋皇室虽出自宗室疏族，但皇室的体面总归是要维护的。这几则轶闻不仅骂了贾皇后，还冒犯了晋武帝与杨皇后，属于“大不敬”，然而晋成帝并没有过问。其实，王隐敢于大张旗鼓地诣阙献书，这一举动本身就说明东晋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把控力度非常弱小，“国史修撰工作虽然一开始看起来很积极，后续的组织却相当不力”，“东晋以下的史官修撰晋史，不仅面对着一个弱文献的环境，还面对着一个弱干预的环境”。
朝廷不加干预，撰史者就开始自由发挥，司马家的形象由此放任自流。贾充当街弑君、晋武帝羊车望幸、晋惠帝“何不食肉糜”等一系列糗事，都是经由东晋而流传后世的。到了东晋晚期，当时通行的孙盛《晋阳秋》版本中竟然出现了“牛继马后”的黄谣，称晋元帝司马睿并非司马家血脉，而是其母夏侯太妃与牛姓小吏的私通所生，从根源上否定本朝正统，简直匪夷所思。这条黄谣后被沈约《晋书》、魏收《魏书》引用，传了两百年，又被唐初《晋书》修撰团队采信，堂而皇之写进《晋书·元帝纪》，令人瞠目。
东晋官方对修史工作放任自流，主要原因在于皇权弱小、门阀当政，而执政的门阀暗怀心思，并不在乎皇室的体面，甚至出于自身政治需要，故意编造皇室丑闻。比如上述“牛继马后”的黄谣，有学者推测是桓玄为篡位而故意篡改孙盛《晋阳秋》所致。
王隐《晋书》成书时，执政者是颍川庾氏的庾亮、庾冰、庾翼三兄弟。晋成帝之母庾太后是庾氏兄弟的妹妹。晋成帝五岁即位，一生都是母亲与舅舅们的傀儡，甚至曾因顶撞舅舅，遭母亲用戒尺打过脑袋。皇帝如此弱势，自顾尚且不暇，遑论维护先帝。况且，西晋清流代表庾纯、庾旉父子，乃庾氏兄弟之同族先辈，论证贾氏的丑恶，是可以给颍川庾氏增光添彩的。
在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贾皇后“相貌丑恶、生性凶残”的形象以文字形式在史书中定了型。王隐《晋书》有帝纪、人物列传，甚至还有《地道记》《礼乐记》《舆服记》《刑法记》《瑞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