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24日，《文艺报》刊发了中国作协创研部的署名文章《对近期“大文学观”讨论的观察与思考》，该文指出，“大文学观”的提出，实质上是针对新时代社会生活、文化结构、科技创新及传播格局等深刻变局的一种积极回应。这一观点迅速在学术界激起涟漪，引发广泛热议。
我们真正想探讨的是：究竟该如何界定“大文学观”？其核心要义何在？它与“新大众文艺”之间又存在怎样的逻辑关联？这一概念的诞生，对当下的文学创作与研究意味着什么？它的未来走向又将如何？这些问题无法回避，也是我们在思想交锋中必须直面的议题。
文学本是流动的，其概念与边界从未凝固。我们关注文学研究的一隅，初衷是让更多人窥见文学本身那份可爱之处。在此，特别感谢青年批评家贺嘉钰、张鹏禹、陈泽宇的鼎力支持，愿我们都能在快乐阅读与自由思考中，领略文学之美与研究之趣。
——主持人：李杨（《扬子江文学评论》编辑）
重建“现实感”——“大文学观”恳谈
文/陈泽宇
“大文学观”初现时，因概念的多义性与定位的模糊性，曾引来不少不解甚至质疑。直到中国作协创研部发表《对近期“大文学观”讨论的观察与思考》（以下简称《观察与思考》），才在宏观层面为其厘定了基本内涵与范畴。这篇文章立足当下文学发生的时代语境，阐明“大文学观”旨在引导文学从单一走向多元、从内缩转向外扩、从封闭迈向敞开。它并非要与“纯文学观”划清界限制造对立，而是寻求彼此的弥合与互补。文章强调，应从主体扩容、形态跨界、生态重构等维度，打造新时代文学的实践指向。随后，由文艺报社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大文学观视野下的文学理论评论研讨会”，也可视作与此紧密相连的重要事件。与会者不仅围绕“大文学观”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展开辩论，更从媒介变革的角度，探讨了其中应警惕的问题。迄今为止，这两份文献构成了理论上把握“大文学观”最核心且无可回避的参考系。随着讨论深入，中国作家网于2026年整合资源推出“大文学观”专题，持续从新闻动态、访谈对话、理论评论等多维度跟进前沿动态，并按时间倒序排列信息，成为当前最具综合价值的内容渠道。
显然，“大文学观”绝非一个纯粹描述性的中性概念。其命名带有明确的价值导向与强烈的召唤意味，体现了主流文学界凝聚“新大众文艺”主体性的努力。这意味着，“大文学观”既是对过往文学思潮与认知框架的拓展，更是一种主动调整自身坐标、寻求对话与接合的姿态。在其视野中，“大”不再仅仅指称范围边际的尺度，而是容纳“新”的手段。“新大众文艺”所标举的大众写、大众读的广泛形态，得以融入“大文学观”的话语实践之中。“新大众文艺”蓬勃生长的创造性，并未因“大文学观”的出现而削弱其内在生命力；相反，“新”所携带的任意性与反阐释特质，反过来赋予了“大”更强的异质性与界限意识。
呈示“大文学观”与“新大众文艺”的基本现状自有意义，但若从繁复纠缠中提炼一点加以说明，应当认识到，“现实感”的强劲针对性，正是“大文学观”话语形成过程中最为积极的驱动力。它源于“新大众文艺”，又反作用于后者。《观察与思考》直言：“‘大文学观’首要强调的是，文学必须超越狭义个人情感的小天地，重新建立与时代、社会、历史的紧密联系，切实重建文学的责任意识和现实关怀。”此言不虚。相较于更早的历史阶段，新世纪以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创作，更多关注文学虚构能力与技术的调适，而对真实世界的捕捉则有所懈怠。写作者如何增强沉淀与提纯生活的能力，在今天俨然成为比过去更值得深思的问题。更进一步说，写作者是将现实理解为某种经验的聚合，还是怀揣以创造现实来改变世界的野心，不同的思想认识将决定文学的面貌。一方面，我们或许可以将文学中“现实感”的消退归咎于现实本身的纷繁演化，日益密集、同质化及被景观化的生活，确实增加了作家寻找深扎缝隙的难度；另一方面，部分作家缺乏主动的现实关怀。如何平衡对“我”的探析与衡量“我”在现实中的位置，尤其需要深思。不过，置于“互联网条件下的新大众文艺”视域下审视眼前的“大文学观”，也需考量其特殊性。归根结底，“大文学观”是中国文学有史以来的天然传统，楚辞、汉赋、唐诗、宋词里流淌的对人间疾苦的关切，不知凡几。以“现实感”为核来判断语境中的“大文学观”固然不错，但也需更充分地注意到其中可展开的空间。探究从再现现实到参与现实这一过程的构成方式，我们不禁要问：在“大文学观”的旗帜下，同时代人应怎样说出属于自己的话，承担应许的责任？
若从既有讨论中延伸出一丝反思，首先面临的问题或许在于，当下文学存在的诸多症结，并不真的取决于“大文学观”的缺位。某种程度上，当我们讨论“大文学观”时，最值得警惕的，不是其解释力不足，而是其在象征层面上的解释力过强，足以覆盖其他可追问与怀疑的部分。“新大众文艺”研究中叠床架屋般的话语繁殖与理论嵌套正风生水起，我们对“大文学观”的表述亦需在此处更加审慎。否则，原理廓清与问题求索尚不明朗，反而可能制造出许多本无必要的障碍。从另一个向度看，“大文学观”的提出，意在克服文学创作中的“窄处境”和“小格局”，以“大”的文学观壮其声色，这确是有洞察力的行动。但这绝不意味着，写作者需将思考让渡给一种庞大且不可名状之物。事实上，倘若大家各自的“小文学观”能符合相应的美学化过程，“大文学观”自然就在实践层面上达成无可否认的共识，所谓“大处着眼，小处落笔”即为此理。回顾近来的文学创作，许多具有穿透力的作品，恰恰是从极具体的人物、细节与看似偶然的“闲笔”中生发出来的，是从深耕细作中抵达更具辐射力的“现实感”。
还有一点不容忽视，无论“大文学观”还是“新大众文艺”，文学拥有力量与尊严的关键在于“写”。不难发现，部分“新大众文艺”写作者后继乏力。“大文学观”源于对过去文学“内缩”于个人小天地的反思，同样是对“新大众文艺”参与现实、介入社会功能的策应。在这个意义上，有论者提出“新大众文艺不仅要见人，更要见作品”，不失为一种洞见。说到底，“大文学观”不是在“纯文学观”外面套上一重更大更好看的壳子，而是要用“体贴”驱逐“傲慢”，为更多佳作的诞生创造条件。因此，对于文学组织与研究的从业者而言，用“现实感”更新文学观，正是深入体察“大文学观”的必然要求。
如果说新一代从业者的使命是将文学发扬光大，而非在日益迫近的AI时代为故纸遗蜕伤怀，那就意味着要重新且辩证地理解“大”与“小”的关系、文学的“内”与“外”的关系、“文学性”与“社会性”的关系，最终唤醒对珍贵的“现实感”的体认与重建。“大文学观”提示我们如何将曾经未完成的任务进一步打通，而非割弃。这包括但不限于重建创作主体的生活实感，用新的媒介理解新的历史意识，反思具体的普遍性及其处境等。这些命题，或许才是“大文学观”概念提出之后，真正需要面对的“硬骨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