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与城市：从中世纪起源至今》，[美]托马斯·本德 编，谢梦译，商务印书馆，2026年6月版，520页，98.00元
由美国当代深具影响力的历史学家、纽约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托马斯·本德（Thomas Bender）主编的《大学与城市：从中世纪起源至今》（The University and the City: From Medieval Origins to the Pres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谢梦译，商务印书馆，“大学、思想与社会”丛书，2026年6月），其底本是1987年纽约大学文理研究生院（Graduate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百年纪念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近四十年过去，这部文集“是对西方高等教育史上的关键时刻与主要城市之间的复杂关系的创新性研究，其中收录的都是世界一流学者在不同面向上富有启示的探索之作。来自加州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芝加哥大学等的杰出学者对博洛尼亚、巴黎、伦敦、柏林、法兰克福、芝加哥、纽约等地的大学与城市进行了深入研究和不懈探索。这些至今仍是学术热点，其观点、视角以及研究方法仍有重要价值和借鉴意义”（见该书封底推荐语）。这里的“创新性研究”在当下依然具备重要的学术意义，评价并不夸张。
尽管全球大多数大学与城市联系紧密，且相关研究近年有新进展，但书中提出的许多议题仍待继续关注和深入研究。希尔德·德·里德-西蒙斯（Hilde de Ridder-Symoens）主编的《欧洲大学史》（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In Europe；第一卷、第二卷，张斌贤、贺国庆等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是关于欧洲大学历史内容最丰富的全景式著作，宗旨是论述“欧洲各大学基础性和永久性的特征”，以及大学的民族差异与地区差异。具体议题中虽设有“教会、王权和市政当局的期望”，但与“大学与城市”议题仍有距离。这或许可从学科体制角度解释。在教育学、历史学、社会学、城市学等学科中，虽有各自视角中的大学或城市研究，但对两者之间关系的界定、性质、历史起源、互动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却易被边缘化。托马斯·本德认为“大学与城市”虽然是一个能够迅速引人注目的题目，但要对其进行界定却又相当复杂”（本德，导言，第8页）。他进而指出，“当我们进入现代城市和现代大学的篇章时，就会更加难以界定城市、大学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导言，15页）。无论如何，他认为本次会议的成果提供了研究的边界意识，提出了有启发性和挑战性的主题（导言，第8页）。
在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经验中，大学与城市的紧密关系有时会成为大众话题，在舆情中热议。比如在有关申报高考志愿的考量中，大学所在城市在考量中的占比不断提升，今年甚至有观点认为城市比985、211更重要，理由是对城市抱有的希望比对大学或专业的希望要更为现实。另外就是关于大学校园是否应该向社会公众开放，近来一度成为头条热议，不少评论因而把大学与城市的关系作为讨论焦点，从开放与封闭作为具有时代特征的象征，到把大学与城市的关系放在公共资源和文明价值向往的维度上进行论述，实际上是持续进行的大学与城市关系的普及启蒙。
尽管在诸如大学的校庆典礼、城市的文化展览规划、面向未来的教育发展战略等等媒体报道文本中，以及在大学校园里的校史展览中，偶尔会提到大学与城市发展的关系如何紧密、如何相互支持，但是基本上会以大写的国家取代所在的城市，而且往往缺少真实的数据、问题和深刻的论述。就如纽约大学文理学院院长赖斯（C. Duncan Rice）所讲的，这类活动通常只是充满了仪式性的、自我陶醉的活动，当时他正要筹办该院的百年纪念活动（序言，第1页）。本德认为，“尽管现存的关于大学与社会的著作颇丰，但已有作品却忽视了两者互动的一个关键节点——城市。此外，大部分关于大学与社会互动的研究都集中在社会史领域”（序言，第2页）。实际上直到今天，大学与城市关系的议题仍然容易被大学与社会关系所遮蔽，客观上是因为城市与社会更为密切地融合在一起。但是在具体的深入研究中不难发现，大学与城市和社会的关系既有重叠，更有区别，两种关系的性质与功能并不相同。大学诞生于城市，首先受地理空间、资源供给等不可缺少因素的恩惠与制约，是大学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但大学并非总是要与社会紧密联系，早期的大学与作为权力实体的宫廷或教会有更多的联系，直到今天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往往较多从社会对大学的需求和大学的社会功能等意义上被认识。在大学史、城市史和社会史这三个以大学为聚焦点的研究视野中，适度区分“大学与城市”和“大学与社会”的研究性质、方法和基本议题，有助于从不同侧面揭示大学在人类生活中的不同性质与功能。正如本德的该书“后记”中所讲的，大学与城市的历史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一个相当丰富的主题，本书作者所采取的研究方法揭示了“我们提出的是文化史，而不是教育史。已经有太多的学术研究被封闭在城市史或教育史的专业领域之中了。本书的主题及其展现的研究方法，其价值正在于为城市和大学的研究开辟新的天地、注入新的风气”（474页）。本德指出，这次会议邀请了社会史学者和对高等教育和城市都感兴趣的文化史学者参加，“在文章中着重探讨了大学的智识工作，而非局限于学生群体所反映的社会阶层构成。在这方面，书中的文章反映了一种更为宏阔的转向，即从社会史（尤其是量化研究取向的社会史）转向文化史或思想史，后者在一代成就斐然的社会史学者的研究结果和旨趣中获得了关注。”（序言，第2-3页）在今天，大学研究的视野和方法已经不受教育学、教育史学科的局限，历史学、地理学、城市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经济学、政策学等学科已经成为大学研究纵横跨越的领域。
为了获得对大学与城市互动关系的有效认识，具体城市作为一个地理概念的真实内涵和历史发展是研究者必须首先研究的问题。但是，正如本德所言，在本书的文章中只有查尔斯·麦克莱兰（Charles McClelland）在关于柏林的文章中认真探讨了此类地理问题，他对大学具体位置的简明概述大大澄清和加强了他的论点。对其他城市，我们可能需要思考大学在不同地理位置的文化意义——在中央商务区、精英社区、其他文化机构和公园附近、郊区等。当然，城市文化不仅是各种文化机构的地理分布，但如果低估了地理位置的实际价值和象征意义，则是大谬不然。地理因素也铸就了大学和城市文化（467页）。地理问题的确非常重要，大学的诞生和发展首先离不开用地问题，这就是大学与城市最早的利益博弈。英国作家柯瑞思（Nicholas Chrimes）指出，剑桥大学的发展建立在剑桥镇居民付出巨大代价之上，学校向前发展一步，剑桥居民就得往沼泽中后退一步。学校地盘的扩张，把当地居民挤出了原先的镇中心，迫使他们搬到远郊（柯瑞思《剑桥：大学与小镇800年》，陶然译，三联书店， 2013年，11页）。现在人们看到剑桥大学的美景，是以原住镇民的牺牲为代价的。除了土地被国王学院强制收购，镇民还一再牺牲其他利益。例如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铁路火车站选址方案中，剑桥大学偏要采用距老镇中心最远的一个，原因就是不愿让外界贴得太近（同上，21页）。
在大学的地理位置问题中，容易被忽视的研究议题是大学与“郊区化”的关系。本德指出，美国大学的“郊区化”转向使学术理想与田园环境结合起来。“身处今日之时代，人们普遍认为美国的人文和智识正在被‘郊区化’，并被形塑到一个全国性的大学系统之中，我们有必要去探寻大学与城市在过去和现在的关系。”（序言，第2页）“在美国，我们习以为常地沉浸在英美田园牧歌式的学术传统中，以至于忘记了将大学与伟大城市联系在一起的更为普遍的传统。”（托马斯·本德，“导言”，第7页）他说，现代意义上的“校园”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十八世纪，被用于描述普林斯顿大学新建的拿骚厅周围环绕的绿地（同上）。美国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鲁道夫（Frederick Rudolph）在他的《美国学院和大学史》（The American College and University: A History，1990；王晨译，商务印书馆，2024年7月）对此有更详细的阐释，他认为在大学史上，美国人一直有一种深受英国人影响的对乡村式学院的偏爱。1770年，那些反对将罗得岛学院建在普罗维登斯（Provideience）的观点固执地认为“要想在文学追求中取得成就，相当程度的静修生活是必须的”。美国的教育家和公理会神学家马克·霍普金斯（Mark Hopkins，1802-1887）在1836年说，“美丽的风景”对塑造性格有重大影响；四十年后，一本颇受欢迎的美国大学指南认为设在乡间的大学，其学生的道德品质就会得到提升。人们总是相信，学院坐落在群山之中或草原之上，校园生活就会更健康、更有道德、更能铸就品格（119-123页）。从郊区化与思想教育、道德培养的关系来看，在城市政治面临危机的时期就更能发现郊区化的校园选择对管理学生带来的好处。把大学新校区选择在郊区不仅可以降低收购土地的成本，同时也是一种有管理远见的策略。对于那些曾经在十九世纪革命风暴中活跃在城市的欧洲学生来说，当他们成群结队地用自己的脚来丈量从校园到城市中某个街道或地标建筑的距离的时候，那可能就是一个历史上的重要时刻。这是大学与城市地理学研究中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议题，而且可以更多地在各种私人叙事中获得最翔实和最生动的史料。
本德对于论述大学和城市在公共文化形成中的作用有清醒的认识，因为他知道关于大学如何在培养年轻人适应公共生活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这样的话题，已经成为大学校长的陈词滥调。他指出，该书的文章远不止讲这些，而是关于大学打算服务的公共文化到底是什么，以及公共领域的包容性有多大等大学在社会关系方面的外部环境。比如，特定社会希望（或允许）其公共生活具有多大的包容性？哪些力量在试图扩大这种包容性？大学在这场竞争中扮演什么角色？它是创新者还是抵抗者？这些问题非常尖锐和深刻地把大学与城市公共生活的真实关系揭示出来，这样的问题不可能出现在大学校长与城市市长相互致辞的讲稿之中。本德接着还谈道，“公共边界的扩展一般都是由城市向社会施加压力的。不足为奇的是，城市大学通常比偏僻的校园更快、更全面地回应这些变化”（473页）。在这里同样涉及大学在城市中的地理位置问题，实际上比更快回应社会变化更重要的是，西方的大学有时就是向社会施加改革与变化的压力的起源地，是城市风暴的中心。但是也应该看到的是，西方的大学在把自己的责任延伸到为社会服务的时候，往往有具体的对象。比如本德所讲的，“大多数关于大学与城市的会议实际上都在讨论大学应该为穷人做些什么”（同上）。可以把“穷人”转换为“弱势群体”，把对社会平等的关切作为大学服务于公共文化的目标，这是对城市公共文化的真实扩展。
不仅城市的地理位置具有重要意义，在大学与城市的关系中，有些城市可能会在某个时期因其权力、文化传统以及意识形态力量等与教育的关系而具有象征性。在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中，我们可以看到莱顿、日内瓦和爱丁堡这三座城市与大学的关系分别象征着古典学者如何处理他们的个人生活与职业生涯、雄心勃勃的城市利益集团如何迫使大学重新定义自己并与文化世界主义联系起来、以礼仪作为一种文化和政治建构来定义公共生活（导言，13页）。这些城市因为与大学教育发生的关系所具有的象征性在欧洲教育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由此想起美国学者易社强（John Israel）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饶佳荣译，九州出版社，2012年），该书第五章的题目就是“重庆与昆明”，从大学教育自身的问题展开论述。“重庆”与“昆明”这两个城市的确成了很贴切的象征性概念，揭示了在中国现代教育发展中最关键的两种价值观的对峙。在1928年国民政府成立以后，高等教育的改造问题终于浮现在政权的议事日程上。国民党教育部门改造大学的基本做法是统一体制、党化教育、以中国化抵御西化、以实用专才代替思想博大的通才。与此相反的是，昆明时期的西南联大坚持学术独立和尊严，在反对国民党思想控制、反对秘密警察对大学师生政治自由权利的监控等方面作出的斗争一直激动人心。
教育到底是国家的工具还是应该由教育来塑造国家，这一直是许多知识分子思考过的问题。耶鲁大学教授雅罗斯拉夫·帕利坎（Jaroslav Pelikan）的《大学理念重申：与纽曼对话》（The Idea of the University: A Reexamination；杨德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一方面认为大学仍然要通过教学与研究实现它对于社会革命肩负的职责，大学教育要为学生的道义愤怒和社会理想提供精神和学术资源，但另一方面也要防止成为民族的、阶级的和性别的等等领域的极端工具。但是他指出，大学的发展趋势中的危险性是“变成非正义社会的辩护人，甚至成为实施压迫的政治的帮凶”（《大学理念重申》，176页）。或许从西方校园观察中就可以发现，后冷战时代的去政治化正与这种趋势大有联系。
在“大学与城市”的研究议题中，大学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柏林大学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就很有代表性。它本身是由普鲁士国家创建的，而且位于王宫城市的政府区域中，因此从一开始就不仅具有城市性（städtisch），还兼具首都都市性（hauptstaidtisch）的特征。在作为首都的城市与一般城市当然有重要区别，在首都的大学比其他城市中的大学的区别也同样鲜明。查尔斯·麦克莱兰的研究表明，柏林大学大多数教授的任命都以他们对王权与教权的忠贞不渝为前提，在最反动的时期，柏林大学的神学院培养出了极端保守和正统的牧师，而哲学学院培养出了数千名僵化的古典主义者为普鲁士的新中学提供教师。即使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之后的自由时代，大学对统治秩序提出严肃挑战的可能性仍然受到限制。不过，只要教授们至少在口头上声称对普鲁士君主制以及后来的德意志民族理念予以支持，那么教授们就能在研讨会和实验室里享受很大程度的自由。以科学和学术之名的探索自由在实践中平衡了忠于当前政权的需要。事实上，柏林也培养了相当一部分希望将批判性的学术方法用于当代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激进分子。柏林大学校长、著名生理学家埃米尔·杜布瓦-雷蒙（Emil Du Bois-Reymond）在1870年发表的爱国主义演说中称该大学是“霍亨索伦君主的贴身侍卫”，这说法有误导性。同样具有误导性的说法是，有数百个版本的卡尔·马克思潜伏在周围，为世界革命做准备。真实的情况是，大部分教授和学生都乐于对这个王朝表达口头效忠，然后继续他们的工作；无论在地理位置、法律地位或是精神状态上，柏林大学的心态与受过良好教育、时而具备开明精神的官僚阶层更贴近。由于所有高级教授都是正式公务员，而且大多数学生注定也会成为公务员，因此这种心态是完全可以理解的（298-299页）。
但即便是这样，大学与柏林王宫的共生关系也从未完全实现。“尽管行政官僚机构与大学有许多共同之处，19世纪许多颇具影响力的文化部长也给予大学保护和宽容，但‘为知识而生’和自由研究的精神往往会与国家行政部门更为正统、令人恐惧和过度谨慎的观点发生冲突。”（300页）在现实中人们会看到的是，行政当局会为大学的研究成就感到自豪，国内和国外同行的评价也会给大学提供了免受任意干预的保护。更重要的是，在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普鲁士的政策利用了改革的氛围，同时又不表现出激进的革新者的姿态：在国家统一、工商业发展，甚至社会立法等问题上，都是如此。柏林大学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这一官方路线，随着学术和科学的新趋势而变化，但永远不会激进到足以挑战普鲁土官方及其大学制度的基本原则（同上）。这已经讲得很清楚、很透彻了，这是柏林大学作为普鲁士国家的骄傲的根本原因。
但是，即便是这样，柏林大学也没有脱离城市的公共文化领域，甚至也没有脱离对社会政治的介入。有些大学师生会在大学区的沙龙、咖啡馆、啤酒店与市民互动，也举办了一些文学沙龙。但是当沙龙里开始批评政府的时候，有些教授会退出。麦克莱兰指出，在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学所承担的社会问题通常指的是穷人的困境。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浪漫主义保守派维克托·艾梅·胡贝尔（Ⅵctor Aime Huber）在柏林大学成立了一些组织来帮助穷人，包括为一个为他们设计示范住房的项目。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柏林大学也成为所谓的讲坛社会主义者（Kathedersozialisten）的主要中心。阿道夫·瓦格纳（Adolph Wagner）、卢约·布伦塔诺（Lujo Brentano） 以及后来的古斯塔夫·施莫勒（Gustav Schmoller）等经济学家宣传了各种解决工人困难的方案，包括鼓励工会发展或政府直接干预（303页）。有个别教授在直接干预城市事务方面更有成效，例如鲁道夫·菲尔绍（Rudolf Virchow）是1848年革命中较为激进的柏林教授之一，他在呼吁改善城市公共卫生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更多活跃在城市议会中的教授更喜欢在帝国议会或普鲁士上议院任职，而不是深入参与城市事务（304页）。说到底，大学师生对于参与社会政治都有不同的立场和态度。年轻的教授被制度性地排除在影响力和权力之外，因此对掌握权力的正教授们心怀不满，在革命的氛围中试图宣泄不满，但是当形势不对的时候很多人就会退缩。少数学生支持激进分子和起义民众，但也只有大约百分之五的学生参加了示威活动和街头战斗，而更多的学生加入了市民警卫队，保护大学地区的法律秩序（305页）。
马丁·杰伊（Martin Jay）的文章研究法兰克福学派与法兰克福和纽约这两座城市的关系起源及相关问题，揭示了思想性的学术研究与城市的一种特殊关系。私人的慷慨资助保障了社会研究所的相对自治性，也非常符合法兰克福历史悠久的由私人资产阶级资助学术事业的传统，意味着社会研究所明显不受政治和官僚压力的影响。虽然按规定，研究所所长必须由大学教授担任，这使得研究所与普鲁士政府之间建立了一种松散的联系，但研究所仍然与传统学术机构大不相同。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社会研究所并不致力于科学专业化和分门别类的目标，而是强调整体的、综合的知识概念；二是研究所的成立纯粹是为了促进研究，没有任何明确的教学职责，也就是说完全没有培养精英来为国家服务的职能；三是研究所的研究议程中包括批判和最终推翻资本主义秩序，这也是它与普通学术机构的显著区别（372-373页）。进一步来说，社会研究所与政治的关系是复杂而微妙的。无论如何，社会研究所是第一个毫不掩饰地与德国大学有松散联系的马克思主义机构，人们怀疑它成立的真正背景既不是城市的，也并非学术的，而是关于政治的。事实上，研究所几位早期成员确实与激进政党、特别是德国共产党有着个人联系， 学生们为该研究所起的绰号“马克思咖啡馆”并非毫无根据。但是，同样真实、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该研究所在成立初期从未与任何左翼帮派、宗派或政党建立起制度上的联系，也从未遵循过任何单一的政治路线甚至理论路线。因此，我们可以明确的是，“社会研究所”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概念既不是传统的学术机构，也不是以政党为导向的理论骨干队伍，“它在左翼知识分子的历史上呈现出了一些全新的东西”（374页）。
马丁·杰伊的研究重点还是法兰克福学派与两座重要城市的文化环境之间的联系。他认为法兰克福拥有一种对魏玛生活中最具实验性的潮流保持开放的文化氛围，产生过各种重要的创新。例如，恩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