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那些取证工作不够周全、定罪依据显得单薄、证据链条存在断层的案件，若已穷尽侦查手段仍无法还原真相，司法机关应坚守客观公正的底线，严格贯彻“疑罪从无”的理念予以处理。8月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了第六十三批指导性案例，其中谭某义涉嫌故意杀人及强奸的再审抗诉案引发了广泛讨论。在2022年，经最高检提出抗诉后，法院依据“疑罪从无”原则，将原本判处死缓的谭某义改判为无罪。
**女孩借宿引发惨剧，谭某义成主要嫌疑人**
据案情披露，1993年7月17日下午，谭某旺夫妇及其女儿谭某娜在家中被发现遇害。死者谭某旺享年58岁，妻子王某英55岁，女儿谭某娜年仅15岁。由于案发前夜，即7月16日晚，谭某娜曾在谭某义家中借宿，公安机关随即将其列为重大嫌疑对象。
此前生效的判决认定，1993年7月16日22点左右，谭某义回家上厕所时，撞见正在如厕的谭某娜，顿时起意实施强奸。因担心事情败露，他产生了杀害谭某娜父母的念头。次日凌晨1时许，谭某义悄悄起床，带上作案工具潜入谭某旺家，用镰刀砍、钝器砸等方式将熟睡中的谭某旺和王某英杀害。随后，他将断裂的镰刀头和刀把丢弃在现场，返回自家。为了防止谭某娜得知父母死讯后产生怀疑，他在当天早晨尾随刚起床回家的谭某娜，在堂屋后方用手掐住其颈部致其死亡，并用绳子勒住尸体颈部，将其悬挂在房梁上，绳子的另一端系在牲口槽的桩子上。作案结束后，谭某义用铁锹铲来厨房的草木灰掩盖血迹，锁好堂屋门后逃离。
1999年3月4日，河南省周口地区（现周口市）检察分院以故意杀人罪、强奸罪对谭某义提起公诉。同年12月14日，周口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谭某义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谭某义不服提起上诉。2000年5月18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原判定罪事实不清，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2002年1月1日，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后认定，谭某义强奸谭某娜后为灭口而先后杀害谭某旺、王某英及谭某娜的事实清楚，遂以故意杀人罪、强奸罪数罪并罚，再次判处谭某义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谭某义继续上诉。2003年7月31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入狱服刑期间，谭某义及其家属多次信访申诉。2017年5月25日，其家属委托律师向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正式提出申诉。
**省检察院复查存疑，最高检介入抗诉**
河南省人民检察院依法受理申诉后，经审查认为谭某义的申诉理由具有一定合理性，原生效裁判可能存在错误。2018年11月15日，该院决定立案复查。复查结果显示，原裁判认定的事实不清，定罪量刑的证据确实性、充分性不足，主要证据间存在矛盾，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谭某义构成故意杀人罪或强奸罪。2020年6月18日，河南省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
最高人民检察院受理后，全面复核了原案证据，实地勘察案发现场，提讯谭某义，询问相关证人，并向原办案人员了解情况，同时听取了申诉代理律师及家属的意见。通过对讯问笔录签名的笔迹鉴定，确认谭某义的有罪供述签名并非本人所写。综合全案证据，最高检认为谭某义的有罪供述在真实性和合法性上均存疑，主要证据间的矛盾无法排除，河南省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意见正确。经最高检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2022年3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最高检指出，现有证据无法证实谭某义实施了故意杀人和强奸行为，原判确有错误，应予纠正。首先，本案缺乏关键的客观性证据。一是尸检报告表明，因尸体已腐败，无法判断谭某娜处女膜破裂是新鲜还是陈旧性的。此外，卷宗中无谭某娜内裤及阴部擦拭物的提取送检记录，缺乏证明强奸行为的客观证据。二是现场提取的镰刀把上两枚血指纹特征点过少，不具备鉴定条件；谭某义家门板上的4处血迹虽检出A、B两种血型物质，但无提取笔录，程序不规范，鉴定意见不具备唯一指向性。
其次，谭某义的有罪供述属于“先证后供”，存在供证矛盾，且未经本人签字确认，真实性和合法性存疑。客观证据未能确立谭某义与案件的关联，全案证据未能形成完整证明体系，未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
2022年7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指令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同年11月5日，河南高院不公开开庭审理此案。12月16日，河南高院作出再审判决，全面采纳检察机关抗诉意见，撤销原有罪判决，宣告谭某义无罪。从1993年7月21日被刑事拘留至2022年10月20日获释，谭某义失去自由的时间长达29年多。
■ **案件指导意义**
**最高检：缺乏客观证据案件，须严审有罪供述合法性与真实性**
最高人民检察院总结了该案的三点指导意义：
其一，对于客观性证据匮乏，主要依赖被告人有罪供述定案的案件，应重点审查供述的合法性和真实性，结合全案证据综合判断是否采信。若被告人提出遭受刑讯逼供、笔录非本人签名等线索，应及时开展讯问合法性审查。重点核查讯问笔录是否全部移送、录音录像是否依法制作且同步完整、内容是否与笔录一致，必要时进行笔迹司法鉴定，以排查非法取证行为。对供述真实性存疑的，需审查其稳定性、前后一致性、与在案证据的矛盾及其解释、是否符合常理逻辑和经验法则，从而综合判断供述是否可信。
其二，要区分“先供后证”与“先证后供”的特点，准确查明事实。对于“先供后证”的供述，可重点审查是否据此提取到隐蔽性强、案外人难以知晓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或电子数据等客观证据，以及作案方式与死因鉴定等意见是否吻合，排除非法取证可能的可予采信。对于“先证后供”的供述，若随着侦破进展，供述与现场勘查、客观证据渐趋一致，则应将合法性和真实性作为审查重点，注重考察供述的稳定性、一致性以及与在案证据的印证和矛盾关系，综合判断是否采信。
其三，对于案发时取证不全、证据体系不完整，且穷尽手段仍无法查清事实的案件，应秉持客观公正立场，按“疑罪从无”原则处理。若有部分证据指向嫌疑人，但其有罪供述的合法性和真实性存疑，无罪辩解及其他有利证据无法排除，又缺乏客观证据锁定嫌疑人，加之案发时部分证据未及时规范提取导致无法补充新证据，致使全案达不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则不能定罪。
新京报记者 陈璐
编辑 张磊 校对 杨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