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浦区建国西路的拾芥草堂，近来人气颇旺。透过明净的玻璃窗，可见几名青年围坐方桌，手持工具，正专注地修补着破损的古籍。
这出自几位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古籍保护与修复方向硕士毕业生发起的“缮书局”体验项目。在社交媒体上，该项目的自我介绍颇为温情——“立足非遗，一起做有趣、有温度的事。”
当这项厚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转化为一种新型体验消费，年轻人的追捧似乎印证了那句话：最传统的，往往也是最时尚的。
**短时接触核心技艺**
拾芥草堂静立街角，推门而入，满室藏品中的内室，便是“缮书局”的主要教学场地之一。采用“课程+实操”模式，前半小时讲解理论，后两小时让学员动手实践，营造出古籍修复体验与轻社交交融的氛围。“我们提供给年轻人体验的古籍均为真品，修完可带走。至今，零差评。”发起人之一、出生于1995年的高自港说道。
在拾芥草堂的书柜橱窗中，陈列着一份聘书：聘请向澄为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专业学位研究生行业导师。作为店主，向澄与高自港相识多年。得知后者计划面向大众开设古籍修复体验课，她毫不犹豫地免费出借店面。
记者探访当日，摄影专业学生小顾与好友小张结伴而来，两人通过微信公众号知晓了“缮书局”。另一位参与者小汤来自苏州，是在大众点评排行榜上发现此项目的。从事中医行业的小汤暂居上海学习，次日即返苏。14时30分，三人到齐，高自港随即开课。半小时的理论讲解后，三位年轻女孩开始动手修补《康熙字典》。她们紧盯泛黄书页，手中忙碌，不时低声交流，遇“疑难杂症”便向老师请教。闲聊间，小汤还向同桌分享了诸多中医知识。
“缮书局”之“局”，意在“组局”。“在复旦求学时，我们也常如此围坐修复台，边做功课边聊天。”高自港回忆道，“发起该项目，初心简单——希望将修书带来的专注感，以及众人围坐修书的欢声笑语，分享给更多热爱传统文化的人。”
自去年12月项目启动以来，参与者多为“95后”，有人钟情手工，有人渴望亲近传统，亦有退休老人及携子体验的家长。
“若问AI何处可体验古籍修复，我们的介绍已赫然在列。”高自港笑道，“不少体验者周末专程从周边城市赶来，甚至有一位常住美国的体验者，回国时特意为此跑了一趟上海，提前半个月预约。”
用于体验的古籍并无文物价值，系从高自港等人从旧书网站等处收购而来。挑选适合体验的书页亦需技巧。“采购时，我们优选破损类型单一、程度适中的书籍。对初学者而言，虫蛀是最易修补的类型，所用技法基本且具代表性，能在短时间内掌握核心知识。至于水渍、霉蚀等其他破损，则涉及更复杂操作。”高自港介绍，古籍破损程度也需“恰到好处”，“不多不少，刚好两小时能修完最佳。若破损过重，几小时恐怕难以完工。”
当日下午，三位女孩埋头修复，直至暮色四合。小张完成时，时间已近18时30分。“早知要修这么久，可能被吓退。”小张打趣道。“我这一页全是马字旁。”小顾举起成品，“马年大吉，很棒”。
高自港为三位体验者递上特制文件夹与贴纸，图案源自古籍修复的各种工具。对照桌上实物，三个女孩发出轻声惊叹。
**体验超时是常态**
高中时期，一部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让高自港对该领域产生兴趣。本科学化学的她，考研时转向古籍修复专业，“入行后发现，化学背景在研究纸张、写印材料方面大有裨益。”
修复工作多赖手上功夫。高自港生性好动，活跃于攀岩协会。“起初，旁人并不看好，认为我坐不住。但学习中我发现，喜爱一件事物，足以改变一个人。”
2022年，高自港自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毕业。同届古籍保护与修复方向毕业生共17人，除部分入职图书馆、博物馆继续相关工作外，留守者寥寥。
因热爱，做过创业活动策划、进口品牌运营的高自港，最终回归古籍修复领域。寻得合适场地后，她立即着手开展体验项目。
提及复旦这块“招牌”，高自港坦言有压力，但更多的是老师的鼓励，希望他们以新颖方式传播技艺。“复旦老师们关注到了我们的实践，还在朋友圈转发我们的体验项目，称这是自己的学生。”
目前，“缮书局”主要通过小红书推介。从内容策划宣发，到浏览咨询，再到到店体验消费，每一步转化都不易，团队希望能与社会机构展开更多合作。
“缮书局”现有3位讲师，除高自港外，还有两位同校同专业的毕业生江澜、吴纹祯。除体验项目外，“缮书局”也承接古籍修复业务。吴纹祯经营着自己的修复工作室，开设小红书账号“不律旧书诊所”，其余二人闲暇时也会在其工作室进行修复。
“刚毕业时，我修复一本书耗时二十天，每天工作八小时。算下来，时薪仅11元。”高自港说。正如古籍修复体验难设标准时长，体验者超时常见，修复书籍同样充满不可预测性。
对高自港及同伴而言，“缮书局”不止是一份工作。“做得很有动力，加班也乐意。曾有一次，上午下午各办一场活动，晚上又临时加一场。三场皆由我授课，虽累，但见大家专注听讲、学习修复，渐渐能上手，我觉得很有意义。”
**让更多人看见古籍修复**
古籍保护是一项长期工程，涵盖人文、科技、非遗、审美等诸多领域。2014年11月，复旦大学成立全国首家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并设立国家古籍保护人才培训基地。2015年，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复旦大学传习所揭牌。面向社会招生、重视口传心授的传习所，与大学教育结合，形成了古籍修复人才培养的复合模式，使传统“师父带徒弟”有了与现代教育结合发展的新可能。
不过，作为毕业生，高自港坦言，古籍修复从“入门”到“出师”，或许需5至10年，她自己仍在路上。那么，短短几小时的体验又能带来什么？
“读研时，我常在朋友圈分享修复成果，有朋友问哪里能体验？”当时，高自港便萌生了创办面向大众体验项目的想法，“谈传承或许尚显牵强，但我认为，传播同样重要。”
在高自港看来，古籍修复体验项目一方面满足年轻人兴趣需求，在稳定运营中探索市场模式；另一方面，或能成为专业古籍修复人才寻求社会岗位的一种尝试。
复旦大学图书馆副馆长、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光辉曾在采访中告诉记者，古籍保护与修复方向毕业生“流失非常可惜”，“有些学生希望留在本地，但本地可能提供不了那么多相关岗位。”
“毕业生都去图书馆、博物馆也不现实，能否在社会上形成一个‘修复中心’？一边进修，一边实践。”高自港畅想，未来若“缮书局”发展理想，或能成为古籍修复专业在校生、毕业生的基地。
“我们需要更多具备良好专业背景、职业操守的讲师加盟，希望借助项目发展，为更多古籍修复人才创造岗位。”对于师资及未来授课、体验模式，高自港已有进一步规划，“目前理论讲授偏科普，未来将升级，争取讲得更深入。若有体验者想系统学习，我们将开设6节课的古籍修复系统入门班。”
高自港很喜欢体验者的两种看似截然不同的反馈：有人说修书时“心很静”，沉醉其中；也有人说修书时“很刺激”，手上小心翼翼，内心却风云翻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