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及胜利之初，名报人张慧剑撰有若干笔记，后汇集成小册子《辰子说林》。书中收录了一篇名为《一译名之微》的文章：
朝鲜同志李百拂先生曾对我说道：“中日两国立国风格大相径庭。中华确是泱泱大邦，仅举一件极细微之事便可作证，足见其对世界友邦的诚挚态度，绝非浅薄狭隘的日本所能企及。譬如中国依据音译来称呼邻国，像英、德、美、法……在中国语法里这些字都是褒义词，蕴含善意；而日本则恰恰相反。称德国为‘独’，意指那是独夫之国。称旧俄为‘鲁’，意为愚鲁；直到旧俄政府抗议，才改为‘露’，大概是诅咒其将在旭日（日本自比）之下消亡，依然是恶词。称美国为‘米’，表面看似乎别无他意，实则形容其可以吞吃下去罢了（按蒋先生过往演讲也曾发挥此意）。中国在清政府与北洋政府时期，外交观念由傲外转为媚外，从抚夷局到尊洋馆，变化极大，实则两头都没做好。自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才展现出一种高崇博大、深广平适的风格，这确是最正确的立国态度，反衬出日本的秽鄙不堪。”
这番话若细究起来，显然站不住脚，尤其是对几个日语国名的解读，分明是刻意丑化，当作轶事听听便罢。但这文字写于抗战之时，又借（或托）朝鲜志士之口，意在长自家志气、灭敌人威风，读者心知肚明即可。笔记体作品的内容经不起推敲，不可死抠字眼，但如同虚构文学，它依然具备史料价值——关键在于历史学家如何运用它，将其置于何处，用以说明何种问题。以这篇为例，其价值不在于“朝鲜同志李百拂”是否真说过这番话，也不在于中日翻译欧洲国名时所用名词是否暗含这般深意；而在于从中窥见一种社会心态：无论国民政府的外交是否真体现了“一种高崇博大、深广平适之风格”，至少当时的人是将“诚挚”与宽博视为“泱泱大邦”气象的，而不赞成一边自诩礼仪之邦，一边肆意流露“浅薄险隘”的气度。
这段短文还引出一个疑问：汉字属表意文字，非拼音文字，故汉字本身兼具形象与意义。“英”“德”“美”“法”虽源自音译，但本身确是美好字眼。由此联想到一些外国人名，从字面观之，大多译得颇为雅致。但这并非向来如此，至少在初期阶段，泰西人名、地名的汉译，多选用怪异字眼，令人顿生几分“夷狄”之感。记得罗志田老师曾开玩笑提及“福柯”之名，言若在中期世纪，十有八九会写成“腐寇”，且必加口字旁。他说得诙谐，亦在理中。再想中国台湾的译法——“傅科”，他便仿佛成了正宗华夏后裔。将“傅科”与“腐寇”相较，自然是雅得多，且较“福柯”更胜一筹。
作者: 张慧剑
版本：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7年1月
《辰子说林》系民国报人张慧剑（1904—1970）所著笔记体文集，1946年2月由南京新民报社初版，隶属“新民报文艺丛书”系列，1985年岳麓书社再版并列入“笔记丛刊”。张慧剑籍贯江苏南京，曾任《朝报》《新民报》等报刊副刊主编，享有“副刊圣手”美誉。全书收散文278篇，内容涵盖史事考辨、时局评议和市井轶闻，涉及黄公度诗歌解析、安徒生童话新解、二战战报批判等话题，兼及历史人物特写和民国史实记录。
“一见而知为西名”
明末清初，泰西人名、地名的翻译多出自在华天主教士之手（当然也需本土读书人协助）。彼时他们为自己取的名字多近华人，例如德国人“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汤”是其教名第二部分Adam的音译，“若望”是名字Johann的音译；意大利人“熊三拔”（Sabbatino de Ursis）：“熊”是其姓氏Ursis的意译，三拔是名字Sabbatino的音译。这些名字具有一些共性：一是姓、名分译；二是或取其音，或取其意，或兼杂混用，但汉字字数通常很讲究，一般不超过三个字，十分整齐；三是注重用字文雅。这些特点令其名甚雅，听来宛如中国读书人。
不过，他们翻译他人姓名时似乎并不太讲究，比如至今沿用的圣人“味增爵”（Vicente），听起来就不那么神圣，倒像是一种调味料（顺便一提，如今这个字用在普通人身上，通常译为“维森特”，便要高雅得多）。地名和国名亦然，如利玛窦在《坤舆万国全图》中将“日耳曼尼亚”标作“入尔马泥亚”（Germania）、西班牙标作“以西把尼亚”（Hispania），似乎只顾声音翻译，未怎么考虑文字是否优美。这一点似有所承，如中古时期著名译经家“鸠摩罗什”“实叉难陀”——起码“鸠”“叉”“难”等字眼不大雅驯，至于明初翻译《元朝秘史》里的“也速该”“俺巴孩”等，更为俗气。
《坤舆万国全图》万历三十六年（1608）宫廷彩色摹绘本，现藏于南京博物院。
19世纪中期，中西交往骤然频繁，译名大量增加，多数为音译，但因译者个人喜好，所用汉字仍较随意。例如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常被写作“洼申顿”“瓦申顿”“华盛屯”，一名多译。相对而言，徐继畬较注意译音统一和用字雅驯。他最早曾把Washington译成“兀兴腾”，后改作“华盛顿”，兼顾声音准确和用字优雅，显然是有意识的。不过连他似乎也未将此提升为原则。如他笔下有一个叫“膺吃黎”的地方，实际上就是“英吉利”——在《瀛寰志略》中，该字眼还被称为“英圭黎”“訡厄利”“英伦的”——不过这些都是徐继畬汇总各种文献中的译法而成。
当时译名的一条通用原则，是在汉字边上加一个“口”字旁，如今人熟知的“马嘎尔尼”，当时写作“吗嘎【口尔】呢”。这种做法本仅为标识音译，似乎无其他含义，至少我们很难证明译者使用这些字眼是为了表达对“夷狄”的轻蔑（当然有人可能确有此意图）。不过，这么做往往造成一些看似怪异的文字或用法，令人一见即知是“夷名”。即便使用美好字样，加上“口”字旁，如把“英吉利”变成“英咭唎”，恐怕也很难让人一看便生吉祥之感。
19世纪中叶以后，国人逐渐不再使用带“口”字旁的汉字，但仍有人认为，应让人很容易识别出西人、西地名号。沈国威教授指出，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在江南制造总局掌管译书事业，遵循的原则便是使人“一见而知为西名”。要达到这一目的，那当然“西夷”气息必须挂在纸上，文字是否优雅便非首位考量了。这类现象在整个汉字文化圈均有体现。陈力卫教授注意到，在日本传教的天主教士，将Christian翻译成“贵理支丹”“喜利志袒”等——所用汉字均为正面，可是其中赫然也可发现“吉利死丹”“鬼理志端”“切死丹”等译法：“死”和“鬼”这类文字当然与教士想要传达的感受背道而驰。他们这样做，很可能未意识到汉字不只是表音工具，而有自带意义。
《瀛寰志略》。
把老外“中国化”
如前所述，虽有例外，但19世纪中期的人首要考虑的是音译，而非所用汉字的文雅。不过，汉字非拼音文字，不能仅视作音标符号，它本身带有语义和感情色彩。有些字眼适合选作名字，有些则被排除在外，即使选用，也被看作“异域之风”，多少带点“非我族类”之意。因此，虽许多译者未必有意借助译名表达自己对“夷狄”的不满，但他们选择的字眼通常非中国人所喜，听起来和看起来都有些古怪——热衷于精神分析的学者，或许可以说他们“潜意识”里存有对洋人的偏见。这也不能说是强词夺理。毕竟，汉语中一个声音往往对应多个文字，需要从中选择，就很难说选哪个字无关紧要（但我们也不能笃定此举即为有意为之）。
不过，从19世纪末直至民国时期，情况似颠倒过来。随着西洋形象正面化，译名领域出现新现象，即将洋人名字尽量“雅化”，甚至像个中国人。陈平原教授早注意到，清末翻译小说，有将西人姓名、地名甚至风俗“中国化”的趋势。这在当时文献中有不少证据，如胡适1911年2月17日日记载，可将Shakespeare译作“萧思璧”；梅光迪则在《近世欧美文学趋势讲义》里把法国19世纪的文学批评家Sainte-Beuve（今通译“圣伯夫”）翻译为“孙伯虎”，更不要说“萧伯纳”“高尔基”了。
《热风》
作者: 鲁迅
版本: 野spring｜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4年8月
这种译法蔚然成风，也激发了不少批评。鲁迅是最早出言讥讽的作者之一，早在1922年就写过一篇《不懂的音译》，批评“现在的许多翻译者”比古代翻译家更“顽固”：“南北朝人译印度的人名：阿难陀，实叉难陀，鸠摩罗什婆……决不肯附会成中国的人名模样”，而清末就出现了“古雅”的“柯伯坚”，实际就是俄国的Kropotkin；还有一个“陶斯道”，“我已经记不清是 Dostoievski呢，还是Tolstoi了”。鲁迅对这种将外国人变成中国人的做法不以为然，主张向“古之和尚”学习，“凡有人名地名，什么音便怎么译，不但用不着白费心思去嵌镶，而且还须去改正。如‘柯伯坚’，现在虽然改译‘苦鲁巴金’了，但第一音既然是K不是 Ku，我们便该将‘苦’改作‘克’。”
鲁迅主张“硬译”，这“硬”包含字音在内。从“柯伯坚”和“苦鲁巴金”这两个词看来，前者自然与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主张毫不搭界，失去神采甚至形式，所以后者才刻意用了一个“苦”字。但鲁迅仍不满，要改“苦”为“克”。他关心的不是“意”，而是“音”。简言之，鲁迅在这方面的主张很像傅兰雅，要让人“一见而知为西名”方好。不过，如同“柯伯坚”“陶斯道”所提示的，鲁迅最担心的，恐怕还是有“意”的汉字遮蔽了西文真相。这在1925年他的一段批评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国人“喜欢用轻靓艳丽字样来译外国女人的姓氏：加些草头，女旁，丝旁。不是‘思黛儿’，就是‘雪琳娜’”。接下来一段，更是将批判的眼光扩展到整个外国人群体的“中国化”：“Gogol姓郭；Wilde姓王；D’Annunzio姓段，一姓唐；Holz姓何；Gorky姓高；Galswothy也姓高。”
注意到这一点的不仅限于左翼人士。沈从文在小说《阿丽思中国游记》里写道，一位兔子绅士约翰·傩喜先生（这个姓其实便不怎么雅致）为“想旅行中国的西洋白种人”写了一本《中国旅行指南》，其中有关于姓名的建议：
男人的姓名，最好译成中国音，找中国姓氏谱有一本《百家姓》。……从前孟禄、罗素，到中国时，人家姓孟姓罗的都乐于同这两位先生“联宗”；联宗是比拜把子还亲密的。又如高尔基先生的名字，顶好不过，读来非常顺口。女人则在本姓名上加以“艹”或“王”或“女”更为醒目。其实最好是在中国顶熟悉的“婉贞淑芬”等等名字中去找相同的音为雅致合俗。……若求其顶合适当然须要去拜访中国翻译小说的文学家，他们对名字是十分懂得合乎国情的。
《阿丽思中国游记》
作者：沈从文
版本：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4年3月
这是相当辛辣的讥讽。鲁迅、沈从文等人担心的其实是中国文化中存在的某些糟粕影响到国人对西方的理解：沈从文以讽刺口吻谈到“联宗”、女人的名字等等，其实都有这一层含义，而后者尤其可以和鲁迅的那段话对读。
无论鲁迅、沈从文想说什么，他们的批评都让我们看到，“译名中国化”的情形之流行。须知那时正是中国人普遍崇拜西方之时，这种现象看似却恰好与之相反。不过，推敲起来，这两种现象也不一定像乍看起来存在那么尖锐的矛盾。事实上，当时人心中有一个多多少少超出中西血统分别之上的标准，那就是“文明”——西方受人追捧，也是因为在其崇拜者心中，它们代表了“文明”的更高境界。反过来，许多中国人虽觉得中国文化的整体表现落后于西方，但也不认为其一无是处，仍在心中保留着长期以来的“文明”准则，比如“雅”。
1984年，缪钺先生在致老友郭斌龢的信中，谈到郭译《理想国》一书中有“沃姆”一名，说“姆”字汉译不雅，建议改为“模”字。他关心的当然不是要将沃姆变成一个“中国人”，而就在一个“雅”字上。不过要使用汉字表述，这“雅”便不由自主地带上了“中国”的属性而已，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历史传统的影响——当然“传统”是可以变的：事实上，因为“姆”字今日已常用于译名，似乎很少有人意识到它不够“雅”。然而这毕竟只是少数特例，在大多数情况下，文字的雅与不雅，仍有传统标准可以衡量（老实说，今日很多流行的字眼并不雅——这当然不是剥夺使用者使用它们的权利；但文化传统也的确提供了“雅”和“不雅”的标准，这也是一种客观事实）。由此可知，像缪先生他们想要的“中国化”，并非泛指任何一种意义上的“中国”，而在很大程度上指向了人类学意义上的“大传统”。
不过，若是一味求“雅”，把老外变作中国人，有时也会有“离题万里”之弊。我虽然不像鲁迅那样，觉得译名就是要让人一眼看出是翻译的才好，可是，非把“托尔斯泰”翻译成“陶思道”，让他看起来像是个理学家或者隐士，难免令许多人望文生义，错过了理解另一种思想和人生的机遇。且有时因为要使老外看起来太像华人，比如今天中国台湾流行的风尚，把列维—斯特劳斯翻作“史陀”，不但削足适履，而且也未必真的“优雅”。相反，今日大陆流行的译名汉字，虽然不再有把老外“中国化”的想法，但也自觉摒除了一些不雅字眼，而且兼顾了传信和雅驯两个标准，有时倒胜过晚清民国的做法。
《末代皇帝》剧照。
仍须要“雅”
严复当年讨论翻译之道，提出“信、达、雅”三个标准。他关注的不只是“译”，而且有“文”，否则只要“信、达”即可，不需要“雅”了。把“雅”作为标准提出来，就是从文化上的考量：汉字不是拼音文字，它的形体是有意义的。要将西文译作汉语，便不能不顾及这层因素。汉字要表达的意思，当然受制于它在上下文中的位置与功能，可是也需要考虑到它自身携带的某种义项和语义色彩：它们在人的认知过程中起到了至少是暗示的作用，不能忽略不计。在这个意义上，使用了“英”“德”“美”“法”这些字眼去称呼别人，当然不一定就真的表明自己从此“宽博浩大”起来，但使用文明方式来维护自身利益，不就是外交的真正意义吗？这总比青面獠牙地扑上去咬人一口，要来得更加优雅，更像一个“礼仪之邦”的行事之道。所以，借用张慧剑拟定的标题——“一译名之微”，其实也包含了几分道理。
作者/王东杰
编辑/李永博
校对/贾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