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报记者 熊安娜 梁善茵 李娇娇 实习生 郭一江
图/杨镇宇 余振盛 梁艺俊
今年，“粤派批评”倡议迈入第十个年头。7月23日下午，暨南大学内举行了一场名为“守正、破局、开新——‘粤派批评’十年回顾与未来展望”的研讨会。
蒋述卓、林岗、陈剑晖、韩春燕、申霞艳、刘茉琳、唐诗人、梁宝星等文艺评论界重量级人物，以及主办单位代表黄栩诗、陈桥生、邓琼悉数到场。众人围坐一堂，既是对过去十年“粤派批评”历程的一次深情回望，也是对其未来发展路径的深入探讨。本次会议由羊城晚报文化副刊部高级编辑吴小攀主持。
**十年“在场”：从边缘走向中心**
陈桥生（羊城晚报专职编委）指出，“粤派批评”是近年来由媒体副刊发起的一场现象级文艺事件，它集中展现了主流媒体在文艺评论领域的引领力。从最初的讨论发端，到成立工作室、出版系列丛书，《羊城晚报》副刊持续发力，在主管部门、学界与出版界的协同配合下，通过梳理、讨论与争鸣，最终树起了“粤派批评”的大旗。其影响力已跨越国界，恰如冯友兰先生所言：“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
回溯至2016年5月，《羊城晚报》携手暨南大学中国文艺评论基地、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共同举办了“文学评论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生成”学术研讨会。“粤派批评与文学史研究的广东力量”作为议题之一被提出。同年6月5日，《羊城晚报》以整版篇幅刊发《“粤派批评”一说成立吗？》，专访了陈平原、洪子诚、黄子平、杨匡汉、古远清等多位与会学者，并特邀陈剑晖撰写长文，全方位呈现赞成、反对及中立三方观点，在学理层面完成了对“粤派批评”的初步建构，正式亮出旗号。报道一出，即刻获得时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长慎海雄同志的批示肯定，他评价此举“交通、交流、交融很有意义”，并鼓励广东文艺界“敢于在‘批评’上下功夫，用实力打响‘粤派批评’”。这一高规格批示极大地推动了讨论的热度，促使文艺界群策群力，将讨论引向深入。
紧接着在同年6月27日，《文艺报》整版刊登了古远清的长文《粤派批评：批评实践已嵌入历史》，标志着这场讨论从广东一地走向全国舞台。在蒋述卓、陈剑晖等人的策划推动下，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30余册“粤派评论”丛书，形成了蔚然成风的态势。2017年12月，在省委宣传部的支持下，《羊城晚报》与省评协联合成立了“粤派批评工作室”，确立了“立足岭南，面向全国”的定位。
在此后的十年间，围绕全国文艺热点，联动各地名家，《羊城晚报》副刊策划了大量专题版面，在全国文艺评论版图中鲜明地打上了“粤派”烙印。面对新媒体浪潮，我们始终坚守文艺评论的“在场感”，以媒体人的敏锐捕捉时代脉动。例如在2025年对东莞“素人写作群”的报道中，《羊城晚报》仍是早期的策划者与推动者，成功将该地方现象塑造为全国新大众文艺讨论的重要样本。
无论时代如何喧嚣、媒介技术如何迭代，守住初心、保持文化定义始终是第一要务。我将其概括为“贴地飞行”——既要保持飞翔的姿态，又不能悬空，而要贴着地面行走，带着人间烟火气，直达文学的第一现场。愿广东文艺评论能贴地飞行，乘风而上。感谢一路同行，期待下一个十年，共同见证广东文学的新阶段。
**源起：面向大众的媒体批评**
陈剑晖（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回忆道，在“文学评论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生成”学术研讨会上，我曾作《“粤派批评”的可能性》专题发言，而古远清教授则以一种类似“学术相声”的方式，提出了应当有“粤派批评”的主张。
当时提出这一议题的背景是，广东批评家实力雄厚且个性鲜明，但长期以来却被低估甚至遮蔽。有必要让“粤派批评”浮出水面，发出更响亮的声音，使其成为广东文学批评的一张名片。当然，质疑声也随之而来。洪子诚、杨匡汉等教授主要从传统文学流派的角度进行衡量，认为必须拥有领袖、旗帜、章程和组织，还要有一批作品来体现理论主张。但我认为，不必用固化的流派观念来框定“粤派批评”，它更应被理解为一个客观存在的文学现象。回首望去，“粤派批评”之所以能成为现象级文化事件，主要得益于几重因素：历史纵深、现实依托、文化与情感的共情，以及可操作的抓手。这与《羊城晚报》及时且深入的介入密不可分。
林岗（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表示，不能用古代“流派”的概念来套用“粤派批评”，更不能因古代有“派”就否定今天。如今的文艺形势已变，批评理念可以千差万别，“粤派批评”甚至不必是实体组织，也可以作为一个平台或一种新的文化现象存在。这一口号对广东文艺批评工作起到了显著的正面推动作用。
蒋述卓（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总结了过去十年的成果：其一，获得了理论界的积极回应。众多教授撰文从学理上予以完善和建构，使“粤派批评”从媒体报道的话题上升为学术讨论的命题；其二，在全国文艺评论界产生了广泛影响。我与陈剑晖教授策划的“粤派评论”丛书在北京召开新书发布会时，得到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多家媒体的报道，反响热烈；其三，学术体系得到系统梳理。我曾撰文《建构“粤派批评”的学术谱系》，专门论述了这一学术谱系的建构问题；其四，人才成果丰硕。
韩春燕（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当代作家评论》主编）指出，广东作者一直是《当代作家评论》的重要作者群，数量可观且质量出色。今年鲁奖得主谢有顺、贺仲明，都曾荣获该刊颁发的“当代中国优秀批评家奖”。广东开放包容的文化生态吸引了全国各地优秀人才汇聚于此。众多评论家以方阵之势活跃于中国当代文学舞台，他们的才华与成绩有目共睹。
刘茉琳（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文传学院副院长、教授）强调，《羊城晚报》倡导的“粤派批评”具有很强的“媒介性”，有别于一般书斋式评论，这也是其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形式上，它调动专业资源，迅速做出面向大众的媒体批评；内容上，覆盖文学、艺术、演出、展览等多个领域。“粤派批评”关注大湾区的全文艺生态，以全媒体形式介入，既能调度专业性，又兼具融合性。
这十年间，媒体迅猛发展，文艺现象多元交融，《羊城晚报》赋予“粤派批评”以媒体敏感度，反应及时，对热点的追踪乃至预判颇为有效。自二十世纪以来，“媒介化”已成为新世纪文化生活的核心影响力量。“粤派批评”正是羊城晚报十年推动下的清晰印记，也期待在未来继续深化践行。
**特色：在边缘画出更大的圆**
林岗认为，“粤派批评”在广东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可总结为两点：第一，它配合了国家“共建人文湾区”的大战略。“粤派批评”的重要阵地之一是《大湾区文学评论》，随着国家战略逐步落地，“粤派批评”在大湾区调动起各方文艺力量，团结在共同的旗帜下，为国家战略中的文化工作作出了贡献。第二，形成了“各自为战”的格局。“粤派批评”的评论力量分散于高校、作协、文联等不同机构，各展所长。有人专攻文学，有人深耕艺术，构成了丰富的生态。这种分散格局并未削弱其作为整体力量在行业中的表现。面对网络文学等蓬勃发展的新文艺生态，我们需要更多年轻评论力量的加入。
陈剑晖指出，“粤派批评”的总体特色在于注重日常化、本土经验与实践性。粤派批评家追求发现，而非深刻；追求圆通，而非新潮。具体而言，即前瞻视野与务实批评相结合，经济文化与文学批评合流，全球眼光与岭南乡土挖掘齐头并进，灵活敏锐与学问学理相得益彰，多元开放与独立人格互为表里。这既是广东本土批评家的践行方式，也是他们的共性与个性所在，更是广东文化研究与文学批评的可贵品格。
申霞艳（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认为，“粤派批评”最突出的特点是海陆互动带来的现实关怀与伦理重构。深切的现实关怀是根基，从近代康有为“托古改制”、梁启超“三界革命”，到刘斯奋、林岗的《走出鸦片战争的阴影》等打开岭南与中原、中西文化的对话，再到陈桥生《唐前岭南文明的进程》对岭南文化源流及流寓文人作用的梳理，都体现了立足现实、回应中心话语的批评传统。伦理重构是羽翼，海陆互动推动传统伦理与现代商业伦理融合。广东作为中西文化碰撞的前沿，既是近代革命策源地，也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这种独特经验为批评伦理重构提供了丰厚土壤。
刘茉琳补充道，除媒介性外，“粤派批评”还具有鲜明的地方感。它深深扎根于广东的在地性之中，有传统、有来源。早在1986年，《羊城晚报》原总编辑吴有恒便提出“应有个岭南文派”。互联网初兴时，“地球村”概念盛行，地方性似乎将逐渐泯灭。然而事实证明，地方感曾短暂模糊，却很快重新清晰，甚至主体性更强。粤派批评不仅不过时，反而正当其时。
与地方感相伴的，是粤派批评的“生长性”。广东文艺市场近年空前繁荣，演出、展览人气高涨，人们对文艺批评的需求极高。在短视频时代，人们没耐心看完整作品，却热衷看各种讲解评论，折射出的正是绩效社会带来的“信息渴求”与“信息焦虑”。身处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互联网生态活跃，年轻受众庞大，民间写作活跃，对及时、短小、精准的批评呼唤更为迫切。粤派批评的“生长性”，正体现在它敢于跳出书斋，在新媒介环境中寻找与大众对话的可能——这与它一贯务实、开放、贴近现场的传统一脉相承。文艺评论不同于文学研究，它必须面对大众。因此，这恰恰是评论的时代，问题只在于如何在新媒介环境中做好评论。
唐诗人（暨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坦言，从事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十年间，我直接受益于“粤派批评”相关话语的影响。我的很多文章，都是借助“粤派批评”搭建的栏目、研讨会、活动才得以产生；我也通过这个平台组织了不少青年作家与评论家的对谈。十年来，广东文学与文艺评论事业的推进有目共睹，“粤派批评”在其中发挥的聚合与助推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梁宝星（《花城》杂志编辑、作家）分享道，在《花城》编辑部工作的这些年，我阅读、编辑了很多粤派批评家的文章，印象最深的是蒋述卓、贺绍俊、陈培浩及唐诗人等推动“新南方写作”从地域议题走向全国热点的努力。
作为青年作家，我是“粤派批评”的直接受益者。申霞艳、李德南等师友的评论不做空泛的理论说教，而是扎根文本、直面创作现场，精准点出青年写作易陷入的套路化、同质化问题。我在他们的批评中看清时代写作的通病，反思自身的短板。谢有顺教授的批评思想对我的写作影响尤深。他在《通往小说的道路》中写道：“将形式提升到精神的高度，获得一道观察人类生存真相的坚定视线。”我始终认为，小说的形式探索不是炫技，而是为了更精准地抵达精神内核；所有的写作，最终都是为了获得那道 “观察人类生存真相的坚定视线”。
**未来：从地方经验到全球南方**
蒋述卓表示，“粤派批评”十年的成绩值得肯定，但更重要的还是展望未来。我想提几个具体的方向：首先是继续推进“粤派批评”丛书的出版。我们原计划出到五十本左右，目前仅出版了三十来本。我希望尽快把丛书做到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乃至九十年代和新世纪出生的批评家，此事宜早不宜迟。
其次，不能只会“生孩子”，还要学会“取名字”。这方面我们有深刻的教训。“打工文学”最早发端于广东，却因命名不够精准，北方人难以理解，始终未能形成全国性影响。反观梁启超、黄遵宪提出的“诗界革命”“小说革命”，旗帜鲜明，一击即中。未来，“粤派批评”必须在理论提炼和概念命名上多下功夫。
第三，要紧密结合广东新的文学发展实际，不能悬浮在空中，而应着眼于具体的文学现象。广东网络文学起步早、成果突出，省网络作协已成立十年，但我们缺乏深入的讨论与梳理；海洋文学方面，广东几乎没有系统的关注；科幻文学方面，对其诗学建构和理论探讨尚未有效展开；方言电影与方言文学也值得深挖，《给阿嬷的情书》影响很大，但我们几乎没有从语言学和文学的关系的角度加以讨论。
此外，对“新南方写作”的讨论不应局限于地理意义上的广东、广西，而应放在“全球南方”的视野中去理解，代表一种新的美学建构，由此获得世界文学的意义。
陈剑晖探讨了“粤派批评”如何再出发：第一，要完善自身的评论体系。“粤派批评”的建设仍在路上，要真正走出广东、提升全国影响力，不能满足于口号和合法性的探讨，而应上升到理论形态，建立自己的评论体系；二是提出独特的理论或批评主张，有引起全国学界注意的声量；三是通过学术谱系的梳理，推动“粤派批评”进入当代学术史视野；第二，以大情怀和大格局拓展批评视野。“粤派批评”要从岭南地域性视野扩展到全国格局，不能甘居边缘、过于务实；第三，建立自己的批评立足点和个性。整体力量的展示固然重要，但单个批评家的识别度同样关键；第四，学理性与审美性互补。要融理性于感性审美之中，让批评文章成为美文；第五，宏观把握与文本细读相结合。批评家既要融入中国文学话语建构的大视野，站在大湾区的前沿，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现代性开阔视野来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新版图；在文本细读上下功夫。
林岗分析道，近二十年来，新时期以来那些极具分量的严肃文学作家，其影响力已大不如前。并非他们的写作失去了意义，而是文学格局中其他力量已然崛起，此消彼长，位置自然发生变动。
网络作家，包括以前被归入“通俗类”的写作，毫无疑问已成为绝对的“主流”；研究者的切入角度乃至背后的学术观念已迥然不同。
因此，“粤派批评”开新的关键在于培养年轻一代。文学批评的变化，先有新文学现象的出现，继而有批评对象的转换，最后才可能催生观念与文学史的更新。网络文学、科幻文学产量巨大，优质作品需经历大浪淘沙，批评的使命正在于发现那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的精品。面对这些新现象，我们必须重建批评尺度。
申霞艳指出，“粤派批评”还有一个重要面向——开放。广东很早就与南洋密切接触，南洋有大量华人，这种文化辐射力我们研究得还不够深入，文化输出与文化反哺的作用有待重新估价。过去我们以“民族国家文学”为单位，广东偏处边缘。但画一个圆，恰恰是圆周（即边缘）决定了圆的存在。海洋曾是屏障，“地理大发现”之后却成了联系全球的通道，具有开阔性与开放性。广东绵长的海岸线长期与南洋、西方、波斯湾频繁互动，这片土地始终与世界发生着久远联系。因此，粤派批评应更深入挖掘这种海洋视野与全球联系，将其纳入批评视野。
唐诗人认为，粤派批评要“破局”，须在理论化和历史化两个维度上往深处走。
“开新”的关键，在于面对当下的文学新现象敢于发声、善于发声。比如目前“新南方写作”已成为热词，但不能停留在地方性写作的层面，而应当提升到“新南方文艺复兴”的维度来论述，把南中国正在发生的文学、电影等整体性文艺变化，纳入更具历史纵深和世界视野的框架中。粤派批评家应主动发掘这些新变，让南中国的文艺真正具有世界品格，这或许就是粤派批评下一个十年值得努力的方向。
梁宝星最后提到，“粤派批评”的未来也无法回避来自AI的挑战。AI技术快速渗透文学创作与批评，批量生成的评论、算法化的解读，让有温度、有深度的批评变得更加困难。创作需要真诚与深情，批评则需要思想、温度与风骨。“粤派批评”的未来，始终在于创作与批评的共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