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东京7月31日电（记者陈泽安 李子越 梁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主持的“国家情报会议”于7月31日召开首次会议。同日，作为该会议执行机构的“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成立。
外界观察认为，这标志着高市政权在日本情报体制改革上迈出了第一步。未来，日本将加强内外情报活动与能力建设，推动体系全面升级。这些举措并非简单的机构重组，而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采取的关键步骤。
**情报权力向中心集中**
依据今年5月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应运而生。根据法律定位，“国家情报会议”处于日本情报体系的核心位置，被称为情报工作的“司令塔”。它负责统筹整合外务省、防卫省、法务省及警察厅等部门的情报职能。该会议由首相出任主席，成员涵盖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阁僚。
这是1月19日在日本东京拍摄的国会外景。新华社记者贾浩成摄
承担“国家情报会议”事务局职能的是“国家情报局”，其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进行综合协调的权力。“国家情报局”由原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来，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与原内阁情报调查室规模基本持平。不过，其负责人级别有所提升，与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同级。
首任局长由原内阁情报调查室负责人、内阁情报官原和也担任。原和也出身警察系统，长期深耕国家安全领域，曾先后任职于日本驻俄罗斯大使馆和驻美国大使馆。
“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在立法阶段便引发了日本国内关于权力过度扩张的担忧。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陈静静指出，新设机构与2014年设立的国家安全保障局级别相同，且均直接向首相汇报。这意味着日本的安全与情报工作将由首相直接掌控，权力进一步向最高层集中。
**强化内外情报搜集能力**
加强对跨部门情报工作的管控，组建“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仅是高市政权推动改革的第一步。
据日媒披露，日本政府计划着手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同时推进“间谍防止法”的制定，打造所谓的“反间谍法律法规”，并谋求在明年例行国会期间提交相关法案。此外，政府还计划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以升级对外情报工作。
由此可见，日本正在对国家情报体系进行全方位调整，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为核心的垂直架构。通过推进“间谍防止法”和设立“对外情报厅”，日本意在分别强化对内和对外的情报搜集能力。
7月10日，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民众手持标语参加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权的扩军政策和修宪图谋。新华社记者岳晨星摄
旅日华人学者孙正纲分析称，上述措施旨在提升日本各方面的情报获取和研判能力，特别是加强应对所谓“混合威胁”、确保经济安全以及在网络和太空等领域的情报整合能力。从长远看，日本意图在情报领域降低对美国的依赖，打造独立的全信息源情报体系，以支撑其所谓“战略性自主”的决策需求。
**加速“再军事化”步伐**
高市上台以来，其在情报领域的一系列动作在日本国内引发巨大争议。不少日本媒体将此类动向与二战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和《治安维持法》相类比。
“特高警察”全称为“特别高等警察”，是战前日本政府用来打压国内社会运动、实施思想监控的特务机构。《治安维持法》则是“特高警察”开展活动的法律依据，该法制定于1925年，最初用于镇压反战人士、劳动运动和左翼学者，后来适用对象不断扩大，最终波及全体民众。
日本《东京新闻》此前已发出警告，战前和战争期间，宪兵和“特高警察”监视民众并镇压反战人士。此前几届日本政府已推动制定了一系列涉及监视民众内容的法律，若高市完成设立“国家情报局”“对外情报厅”和制定“间谍防止法”的工作，日本政府对民众的监视必将进一步升级。
日本《京都新闻》在一篇社论中指出，当年的《治安维持法》给持不同意见的日本人贴上“非国民”标签，而计划中的“间谍防止法”或令日本重蹈历史覆辙。
4月19日，人们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周围参加抗议活动，呼吁守护和平宪法。新华社记者贾浩成摄
高市上台以来加速推进扩军备武政策，执政党公开鼓吹修改规定日本放弃发动战争权利和不拥有战争力量的宪法第九条，并推动国会展开修宪讨论，高市本人也多次表达了修宪意愿。
陈静静指出，随着日本情报系统主导权高度集中于首相，日本安保决策将更趋“一元化”“秘密化”。这将导致国会与舆论的监督制衡作用弱化，让日本右翼势力修改宪法的图谋进一步失去制约。
分析人士指出，高市政权推动情报体制改革、强化内外情报能力，一方面是为日本军力提升提供支撑，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挣脱战后体制束缚，再次暴露其以成为“正常国家”为名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