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何思琦
荆州文物保护中心内，工作人员正专注处理出土竹简。 新华社记者 程 敏摄
云梦县博物馆里，小讲解员正向孩子们介绍简牍知识。 云梦县博物馆供图
睡虎地秦简墓主“喜”的复原形象。 湖北省博物馆供图
睡虎地汉简《质日》局部。 湖北省文物局供图
“惟殷先人，有册有典。”
从殷商到魏晋，纸张尚未普及的年代，人们将笔墨挥洒于竹木简牍之上，为中华数千年的信史留下了鲜活且珍贵的实物见证。
湖北是简牍资源的富集区，累计出土简牍3.5万余枚，涉及近百批次，出土地域涵盖荆州、云梦、荆门、随州等地。这里出土的简牍时间跨度长、时代序列完整、内容极为丰富，每一批都兼具独特的史料价值与鲜明的时代特征。
所谓“干千年，湿万年”。地处长江中游的湖北，凭借湿润的气候与特定的地下水文环境，让深埋地下的简牍得以跨越千年岁月而完好留存。楚、秦、汉多元文化在此交叠交融，一枚枚简牍，默默见证着多元一体中华文明格局的形成与发展。
近日，记者深入荆楚大地，探寻这片土地上尘封的简牍记忆。
古泽深处埋藏的“百科全书”
云梦，一个承载着古老记忆的名字。
公元550年，“云梦”首次作为县级建制名称出现在中华版图之上，这一称谓延续至今已超过1400年。
千年文脉流淌，悠悠古泽沉淀。走进云梦县博物馆，“云梦出土秦汉简牍展”缓缓揭开历史的面纱——
《秦律十八种》201枚、《秦律杂抄》42枚、《法律答问》210枚、《封诊式》98枚……在观众张义华看来，这里蕴藏着中国法文化的源头。“一个叫‘喜’的小吏，记录了一个大时代。2000多年后的我们，得以从他留下的工作笔记中，窥见庞大国家是如何运转的。”张义华感慨道。
谈及湖北出土简牍，云梦是绕不开的地标。1975年，在云梦城西睡虎地的秦墓中，考古人员发掘出竹简1155枚，其中包含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法典。
“睡虎地秦简墓葬的主人‘喜’，曾是秦国的一名基层法律工作者。”云梦县博物馆讲解员陈丹荔介绍道，“4万多个工整的秦隶，将他从战国七雄到秦国一统的历史，以最直观的方式保存了下来。”
古今一脉相承，竹简之上，封存着跨越千年的治理智慧。
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环保条款”——《田律》，引得不少观众驻足围观。“自春天二月起，禁止进入山林砍伐木材，不得堵塞水道……”人们对照简文，仔细研读译文。“早在秦代，古人便设立了禁渔期和禁猎期，这种顺应时节、休养生息的治理理念与生态智慧，对今日仍有借鉴意义。”陈丹荔说道。
一篇《为吏之道》，则展示了2000多年前秦代官吏的行为规范。“‘凡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简文中提出了吏有‘五善五失’的要求，其中‘五善’之二即为‘清廉毋谤’，清晰表明了当时对为官清廉的严格标准。”云梦县博物馆副馆长栾丽解释道。
这些珍贵的简牍，为研究秦汉时期的律法、行政、经济及民生提供了第一手文献，成为破解中华文明基因密码的“活字典”。
2006年，在距离睡虎地秦简出土地不足百米处，又发现了2000多枚西汉简牍。其中，连续记载14年之久的《质日》长卷尤为亮眼，目前原件珍藏于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湖北考古博物馆）。“质日”并未见于传世文献，它是秦至西汉时期流行的一种文献形式，通常以一年历表为基础，记录公私事务。结合同墓出土的文书材料可知，墓主人名为“越人”，这批《质日》实为其日记，记载内容十分详实。”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蔡丹说。
荆楚大地上的出土简牍，远不止云梦一地。
出土于湖北荆门的郭店楚墓竹简，主要收录儒家和道家著作，是研究古文字学与先秦文献学的珍贵资料。
张家山汉简内容丰富，涵盖《二年律令》《算数书》《盖庐》等，对研究西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及技术等领域具有极高价值。
湖北荆州胡家草场西汉简牍于2018年出土，单座墓葬藏有的简牍数量高达4600余枚，包括律令、历日、日书等7类文献。
从国法到家规，一枚枚出土简牍如同散落的拼图，拼凑出荆楚大地上的风云变幻，见证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历程。
然而，深埋地下千年的珍贵简牍，早已处于饱水状态，质地如面条般脆弱柔软。在被更多人了解之前，它们大多要先奔赴同一个目的地——荆州。
“文物医院”里饱水简牍的重生
与西北大漠黄沙掩埋下的干燥简牍不同，饱水简牍含水量极高。因常年存于积水、缺氧的环境中，其内部结构松软，一旦脱离水环境便会迅速损毁。
对于饱水简牍而言，出土的那一刻，正是“抢救”工作的起点。
荆州文物保护中心，国内超过八成饱水简牍在这里完成修复。湘西里耶秦简、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截至目前，已有超过10万枚简牍在这座“文物医院”中重生，随后回归故乡。
修复简牍的过程，宛如一场与历史的持久对话。
步入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的简牍文物修复室，时间仿佛慢了下来。修复师们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各自的工作。乙醇置换、十六醇置换、表面十六醇去除……在这些专业且复杂的工序背后，隐藏着让简牍“开口说话”的秘密。修复室墙壁上的一张简牍保护工作流程图显示，前后共有将近20道工序。
脱色和脱水，是简牍保护技术的核心环节。经过脱色处理后，简牍由黑色恢复为竹子本体的淡黄色，有字简牍上的字迹便能被清晰辨认。而经过脱水，简牍便获得了必要的强度。
这一切，绝非一日之功。
“保护工作需遵循最小干预原则，先清理表面泥沙杂质、除菌除污，全程控温、控湿、防虫，最终达到恒温恒湿密封馆藏的标准为佳。”荆州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全国文物大工匠”方北松表示。方北松深耕简牍修复领域30余年，经手的简牍达10万余枚，“修复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常常需要连续几个月重复同样的动作，必须耐得住性子、沉得下心。”
这条简牍保护修复之路，凝聚了几代人的心血。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吴顺清老先生就着手这项工作。”方北松回忆道。吴顺清用半生匠心修复千年简牍，其研发的“干缩竹简润胀复形技术”，让缩成一团的竹简奇迹般地舒展开来。
此后，方北松带领团队深耕简牍保护领域，他独创的简牍脱色、脱水工艺，至今仍是饱水简牍修复的主要方法。
如今，在四川成都、湖南长沙、湖北云梦等8个城市，8个工作站也在同步运转。截至2025年，作为“出土木漆器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依托单位之一的荆州文物保护中心，已为国内27个省区市、130余家文博单位提供文物保护技术支撑。
目前，仍有2万多枚简牍在这座“文物医院”中静静等待修复。“今年，我们在继续推进秦家咀楚简全面完成清洗与文字信息提取的同时，还将推进云南河泊所简牍、南昌海昏侯墓简牍等多个简牍保护项目的扫尾工作。”方北松透露。
工作台上，一枚枚简牍被玻璃片夹住，精心捆扎后浸于蒸馏水中。等待它们的，是被后人唤醒、释读，并将其中蕴含的中华文明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让“国之瑰宝”走进当代人的生活
北京大学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所资料室内，博士研究生王学森翻开《睡虎地秦墓竹简》，查找确认与秦“军功爵”相关的律令。从事先秦史方向学术研究，王学森有着自己的考量，“我们正身处一个重视‘冷门绝学’的时代，我希望能够在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领域进行深入研究，探求它们从先秦到秦汉的产生和演变脉络，以及如何影响后世对先秦时代的认识。”
目光转向武汉大学万林艺术博物馆，一场公益云课堂上，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教授鲁家亮正在进行题为“简牍中的家国信史”的讲座。
“简牍实际上是一种书写载体，我们目前看到的简牍实物主要集中在战国到魏晋时期，其中最早的一批就出自湖北，即非常著名的曾侯乙墓……”屏幕这头，鲁家亮娓娓道来。
古人的“九九乘法表”长什么样？汉代“公务员日记”记录了什么？一枚枚竹简之上艰涩难懂的文字，在鲁家亮的科普中变得具体可感。这些年，除了深耕学术研究，鲁家亮的另一项任务，便是为公众讲述简牍背后的故事。
“大家普遍觉得，简牍的阅读门槛高，不容易理解其中蕴含的历史信息。一方面，我们要持续深入研究，加快《湖北出土简牍集成》的编纂出版，完成对湖北出土简牍全面系统的整理、著录和解读；另一方面，也要通过展览、讲座等各种形式，向公众讲好简牍里的家国故事，让‘国之瑰宝’走进当代人的生活。”鲁家亮说道。
在湖北，有声有色的科普展示，还有更“入戏”的方式——
“2000多年前的秦代工作笔记，到底写了什么？大家跟我一起看……”睡虎地秦简考古遗址公园内，湖北省博物馆副馆长杨理胜身着秦代服饰，以“喜”的第一视角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
杨理胜与“喜”之间，有一段奇妙的缘分。根据体质人类学研究，他的身高、体重都与睡虎地秦简出土墓主“喜”颇为接近。这个巧合让他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官修史书记载的是王侯将相，而‘喜’是一个通过考古发现的普通人。我们应该以怎样的视角去讲述这背后的历史？我干脆就穿上他的衣服，去演绎他的故事。”
从2024年开始，杨理胜在很多场合以“喜”的身份亮相。好几次化完妆后，身边的人都没能认出他。“如果只是单纯介绍相关研究情况，可能还不够。类似角色扮演的这种方式，比较接地气，能让文物真正活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