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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十国究竟混乱到了何种地步？为何宋朝建立后，要彻底扭转前朝旧制，转而推行“崇文抑武”的国策？在那个年代，吃人现象确实被推向了极致。
随着募兵制取代府兵制，职业军人开始成规模地涌现。安史之乱后，地方各路节度使割据一方，职业军人的地位迅速攀升，成为左右地方政局的关键力量。
这帮人与以往的农民兵截然不同，他们信奉的是拳头。征召来的农民兵虽然战斗力有限，但胜在本分，只要给地发饷，便会老实卖命。
职业兵可不这么想。这群人好勇斗狠，拼的就是谁拳头硬。要想统领这帮人，最核心的品质就是勇武，而证明勇武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打胜仗。
问题在于，胜败乃兵家常事，很多时候并不取决于个人能力。即便你领兵有方，一旦外部条件出问题，照样得吃败仗。
历史上能一辈子打胜仗的将军屈指可数。但这群粗鄙武夫并不认这个理。
打仗本就是高危职业，长期远离家乡，必须依靠丰厚的封赏来维持士气。一旦战败，既无封赏，人设崩塌，士兵哗变的概率便极大增加。
晚唐军阀韩简便是个典型例子。他原是魏博节度使，在唐僖宗时期颇具权势。
黄巢之乱中，僖宗仓皇逃出长安，朝廷权威扫地，再也无法平衡节度使间的争斗，各方开始大打出手，韩简也不例外。
他集结大军征伐邻镇河阳节度使诸葛爽，结果惨遭大败。前线失利，手下立刻有人生异心，大将乐行达擅自率部返回魏博，并自封节度使，军中士兵纷纷响应。
韩简气得急火攻心，当场暴病身亡。因此，当时不少将领会做些在他们看来“牛气”的事，以显示自己勇武过人。用现代话说，就是为了在手下面前立一个勇猛的人设。
比如刚才提到的长从简阵前夺旗、凿骨拔箭，都是为了展示自己能打敢拼。而对这些人而言，吃人也算是一种勇武的表现。
现代人乍一听难以理解，主要是因为大家普遍接受了现代人文主义教育，加上人类本能抗拒同类相食，所以只将吃人视为极端情况下的极端行为。
但对于这群人来说，吃人意味着胆子够大，敢做常人不敢为之事，同时也象征着杀人不眨眼、足够狠辣横蛮。只有这样，才能树立起胆识过人的人设，从而服众。
渐渐地，这股风气在军队中蔓延。乱世之中，各政权都仰仗这些职业军队，导致风气不受遏制，进一步扩散至整个社会。
北宋开国名将李处耘在平定朗州叛乱时，曾让手下将数十名肥胖俘虏煮熟，然后分食殆尽。朗州守军目睹如此重口味的场面，无不胆寒，纵火焚城后作鸟兽散。
正因为五代十国盲目追求尚武的风气大肆流行，最后统一群雄的宋太祖赵匡胤反而显得宅心仁厚。
这也是赵匡胤强调“以文治武”的原因之一。他亲眼见过过分强调尚武带来的种种乱象，连吃人都能成为彰显勇气的手段。
因此，大宋建立后，除了以文治武，赵光义为遏制五代以来的尚武风气，还做了一件重要之事：贬低军人社会地位，使其不再拥有晚唐五代那般高的话语权。百姓一提起当兵便皱眉头，只有走投无路者才去当兵。
如此一来，民间逐渐摆脱了过分尚武的风气。即便如此，仍有一些零星影响流传至今。
其中最明显的，是市井文学中开始出现对勇猛之人的崇拜，频繁记载两军阵前武将单挑、大战几十回合的情节。这种套路一直延续到明清，《三国演义》便深受此影响。
而在正史《三国志》中，其实并没有那么多单挑桥段。像赵子龙单骑救阿斗便是《三国演义》杜撰的情节，历史上并未强调他是孤身前往还是率领人马。
正因五代十国是一个骄兵悍将横行、政治秩序完全崩溃的乱世，藩镇割据、“兵强马壮者为天子”的局面已至极点，宋朝开国后才痛定思痛，走上崇文抑武之路，始终对军事将领采取防制措施，宁可兵不知将、将不知兵，也不愿重演藩镇之祸。
宋朝在对外用兵上格外谨慎，宁可多花钱少打仗。无论北宋对辽，还是南宋对金，都宁愿屈辱求和，也不愿扩军强武以求彻底消灭对手；即便开战，前期由皇帝亲征，后期则宁可用文官统领军队。
也正因这种谨慎态度和对军队的严密控制，宋朝政治体系基本维持稳定，国内极少出现大面积战乱，百姓生活相对和平安定。
这是本期《亚洲观察》，咱们下期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