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日产股东大会上惊现争议提案
日前，日产汽车举办的年度股东大会现场出现戏剧性一幕：部分股东提请重新启用卡洛斯·戈恩担任公司CEO。这项议案夹杂在多项要求罢免现任CEO伊万·埃斯皮诺萨的动议之中。据《汽车新闻》报道，这位支持者毫不避讳戈恩过往遭遇的法律困境，坦承即使存在刑事指控，日产依然需要这样的人物，“他有缺点，但同样有优点，我希望公司有这类领导者”。
这项提议，实则是市场对日产近八年经营动荡的集中宣泄。自2018年戈恩离职后，这家日系厂商始终深陷业绩困局，股价步履维艰，转型步伐缓慢，亏损压力层层累加，现任CEO埃斯皮诺萨肩上的担子异常沉重。部分股东期盼昔日的“救火队长”再度出山，扭转颓势。
不过，戈恩面临的国际通缉法律现实，决定了这场回归幻想从根基上就不具备可行性。
股东为何集体怀念戈恩？这种想法的根源，在于戈恩时代的经营业绩，与日产近年持续下滑的现状形成鲜明反差，巨大落差催生了怀旧情绪。戈恩素有“成本杀手”美誉，1999年出任日产时，公司正经历连续七年亏损、负债沉重的危机。他通过裁撤冗员、关闭低效工厂、优化供应商体系等激进改革，仅一年就推动日产扭亏为盈，数年内偿还超两万亿日元债务，力挽了濒临破产的车企。
在管理版图上，戈恩构建了雷诺-日产-三菱全球汽车联盟，整合三方研发、采购、制造资源。巅峰时期，联盟年销量位列全球第二，强大的协同效应为日产奠定了稳固的盈利基础。其强势、果断、执行力强的行事风格，也成了部分老股东心中的危机应对典范。
图片来源于：戈恩领英
在其主政期间，戈恩还推动日产进入中国市场，2003年成立合资公司东风日产。鼎盛时期，东风日产年销量突破百万辆，跻身中国畅销合资车企前列。
相比之下，戈恩离职后，日产内部管理层频繁更替，战略摇摆问题突出，电动化转型进度远落后于同行。财报持续亮红灯，大额亏损接连出现。为缓解现金流压力，公司甚至出售全球总部大楼。为压缩开支，埃斯皮诺萨提出关闭7家工厂、裁减两万人的激进方案，却依旧未能遏制销量、利润双双下滑的趋势，股价疲软进一步加剧股东焦虑。
不少股东认为，当前日产决策拖沓、内部消耗严重，缺乏敢于果断改革的领导者，面对行业巨变显得束手无策。对比戈恩当年逆势救市的履历，投资者自然产生“若戈恩仍在，情况不会如此被动”的心理预期。罢免现任管理层、提议戈恩回归，本质是投资者对现有扭亏方案的不满，以及急于寻找破局的情绪外化，是困境中对强势改革者的怀念。
但这种怀念只关注戈恩的过往功绩，刻意淡化其个人法律风波和历史上的矛盾，也忽视了当年戈恩下台就伴随着联盟权力博弈、内部治理冲突等深层原因。简单复制旧模式，根本无法适应当下汽车行业电动化转型的全新环境。
戈恩回归缺乏现实基础 从司法认定、地缘规则、企业治理三个维度看，戈恩重返日产执掌权几乎不可能实现，股东提案终究是情绪宣泄，缺乏落地条件。时间线清晰记录了戈恩的风波始末：2018年11月，戈恩因涉嫌瞒报高薪、挪用公司资金等财务问题在日本东京被捕。经过两次拘留、缴纳累计15亿日元保释金后获释候审。
2019年12月底，戈恩藏身音响设备箱内，从大阪关西机场搭乘私人飞机出逃日本，最终抵达黎巴嫩定居。司法层面，日本检方对戈恩相关指控的追诉并未停止。2022年，法国方面针对戈恩挪用雷诺资金案签发逮捕令。戈恩目前属于多国司法机关通缉的国际嫌疑人。
地缘规则构成硬性障碍：黎巴嫩与日本、法国均未签订双边引渡条约，戈恩持有黎巴嫩国籍，当地司法体系不会配合引渡，意味着他终身无法合法返回日本履职。
即便戈恩能远程参与管理，其跨国通缉身份也会让日产面临合规风险、舆论危机和监管问责。除此之外，当年戈恩下台的深层原因，除了财务指控争议外，还有雷诺、日产长期股权博弈、联盟管理权争夺的结构性矛盾。经过多年演变，雷诺与日产的股权架构、合作模式早已重构，联盟协同逻辑彻底改变，戈恩赖以施展才能的土壤不复存在。
即便忽略法律问题，其激进集权式管理风格，也与日产当前的内部治理规则、日系企业管理文化存在严重冲突，强行引入只会激化内部矛盾。
埃斯皮诺萨面临的经营挑战真实严峻，但股东将脱困希望寄托于一名无法入境、身负通缉的前高管，既回避了日产转型滞后、战略摇摆的核心问题，也无视客观法律底线，终究是脱离现实的情绪选择。
日产如今的困境，是管理层混乱、电动化战略滞后、联盟协同减弱、全球竞争力下滑多重问题叠加的结果，并非更换管理者就能迅速解决。与其沉湎于过去叙事，寄望于不切实际的怀旧救赎，不如正视自身不足，稳步推进降本增效、理顺长期产品规划、补齐新能源转型短板，夯实经营基础。
对于埃斯皮诺萨与日产董事会而言，回应股东焦虑、推出可落地的中长期复苏方案，用实际业绩修复市场信心，才是破解当前困局的唯一可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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